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特征和政策取向

这类微观干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负责任的、违规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和生产者。意在约束重复建设的项目审批，从实际效果看，未必能够减少行政性重复建设，因为审批不能解决导致此类投资行为的体制问题，反而使通过审批的项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刺激地方争项目。在微观层面上，包括所谓“行业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则应当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由于体制问题，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确切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要时当然要择机实施，目的是减小和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如前所述，经济中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泡沫等问题，起因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有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要解决诸多问题，首先是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将政府投资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此外的领域原则上不投资。当前正在开展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这项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这项改革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应当抓住有利时机，使这一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进展以前，针对行政性重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政府的投资范围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强政府搜集、分析信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在减少政府微观干预、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同时，要增强政府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的信息服务。这是新形势下亟待加强并可能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和必要微观干预的前提，是获取充分信息。在逻辑上，政府在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等层面，与企业相比具有信息优势。但经验表明，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与企业相比，有时也未必具备信息优势。提高搜集、分析信息能力，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一项基础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工作。搜集、分析信息，主要是那些对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和结构变动有重要意义、对解决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问题有帮助、企业和个人经济决策需要但往往难以获取的信息，目标是建立政府比较优势领域内的信息优势。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首先改进政府的决策质量，其次向社会上的企业、其他机构以至个人提供信息服务，重点是与生产和投资预期相关的信息服务。例如，当某个企业向某个领域特别是热点领域投资时，社会上其他许多企业也在做相同投资，但由于信息不沟通，这个企业无法获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而当项目建成后，才发现供给过剩了。如果政府能够在单个企业投资决策时提供全社会相关投资的信息，将会大大降低单个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四，政府对微观经济层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转变为“禁令性管理”。所谓“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让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谓“禁令性管理”，则指政府规定什么不能做，此外的空间留给当事人自主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是基础性的、必须完成的，否则，经济转轨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一个严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坏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要以一个基本理念为基础，即在不断发育、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相信市场，让市场充分地起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有缺点的，在严格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的完善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还是要承认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市场中的企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场经济同样提供了纠正错误的机制。市场会有波动，但也有调整波动的机制。问题是要给市场以机会。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钢材涨价，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在生产要素供给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价格回落是一个不长的时间问题。“指令性管理”转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显著减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数量，因为“不管什么”较“管什么”所涉及的事务量要少得多。这将为政府精简机构、精干人员、提高效率创造条件。

　　第五，促成国债投资的逐步“淡出”。近几年实行的以国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性质。事实上

，国债投资在经济增量中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国债投资，经济增长中的“存量”部分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总体增长速度。因此，国债投资“淡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长的同时，能够弥补由于国债“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将是一个随机抉择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意义上的国债投资“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发行和使用国债。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第六，关注高增长产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例如，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闹市区的拥挤；石油供给条件上的某些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汽车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怀有疑虑；环境污染压力可能随汽车数量增长而上升。从中长期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解决中可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果对这些问题缺少足够重视和对策，则可能使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汽车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要及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与没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是大不一样的。汽车数量增加无疑加大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推动功能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卫星城建设，使城市建设进入郊区城市化阶段。解决汽车数量增加后的交通拥挤问题，将为城市结构的升级提供契机，除了汽车需求的增加外，还将带动住宅、轨道交通等新增长点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非常重要的动力。

　　当前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是我们多年来所企盼的，必须倍加珍惜、维护和发展。对出现的问题，应当也完全可能在发展、改革、开放中求得解决。增长速度能够再提高一点，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能够再增强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依然处在经济转轨和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大国，实在是很重要的。简而言之，发展还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