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与特色

段就消灭私有制残余，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残余，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社会。因而，人际关系相当紧张，把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爱国者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看成改造与被改造、战胜与被战胜之间的关系，造成极大的内耗以至全局性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果断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来分析一切，处理一切，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呈现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层次的，企图在现阶段就超前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会受到历史惩罚的。从这点出发，党主张在经济上必须采取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在政治上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依靠中华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的团结，形成携手并肩、合作共进的强大合力，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所谓宽泛性，是指党依靠和团结力量的范围空前广大。以往用阶级斗争观点审视一切，总觉得这个不可信、那个不可靠，先是把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帽子，进而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结果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新时期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早在1979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便指出，统一战线是要把一切能够联合起来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并提出把“文革”以来沿用的“革命统一战线”，改名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随后在1981年6 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把统一战线的名称改为“爱国统一战线”，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释：这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提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更加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样，在我国便逐步形成了三个层次两个范围的广泛联盟。第一个范围的联盟，是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这里，党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已把知识分子回归到劳动者的队伍，视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对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也不再视为改造和消灭的对象，而是以“诤友”相待。第二个范围的联盟，是以爱国主义和统一祖国为基础，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国外侨胞的广泛的联盟，这就把全世界炎黄子孙凝聚起来，为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所谓包容性，主要指党对国内广大劳动者以外的社会主义爱国者采取包容的态度和政策。以往以阶级划线，把统一战线严格区分为两个联盟，即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和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后者只能作为间接同盟者和可借助的力量来看待，只能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而且是通过批评和斗争的策略达到团结的目的，根本不能依靠，把团结和依靠完全割裂开来。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必要的。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大多数已经变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历史条件下，仍把原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人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依然看作只能团结、改造不能依靠的力量，这就成为历史的误区。新时期党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视为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因为他们与我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扩大了依靠的范围。正如1979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文献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利益和根本愿望。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发展和巩固了。至于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当然也要团结，不过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有所不同罢了。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 
所谓稳定性，是指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是否稳定，全党和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能否稳定地持续发展。以往在党犯“左”倾错误的年代里，把年年、月月、天天搞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而阶级斗争直接受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所左右，本身就具有多变性的特点，往往是政策跟着运动走，运动跟着领袖意志走，而领袖意志又有很大的随意性，常常在人民内部甚至党内斗来斗去，以至酿成全国性大动乱局面。可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认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它指引下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统计我国生产总值提高了2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了16.3倍，农村居民提高了15.6倍，到1995年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水平的综合指数已达75.61％。1991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钢、煤、 水泥等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样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上述四化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验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当然也验证了作为基本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确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建设的前提。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郑重宣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便从宏观上保障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邓小平依靠力量理论的真知卓见，来源于他传奇般的经历、伟大的品格和深邃的理性思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有“三落三起”传奇般的经历，每次都是“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遭贬，每次都是真理战胜谬误时复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升降成为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晴雨表。这种丰富的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和品格，深化了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也使他与人民群众贴得更紧，对“左”倾错误的危害体验更深，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

风格，如敏锐的时代观，忠于人民的历史观、务实创新的哲学观以及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思维敏捷行动果断的品格等等，这一切保证了他始终站在真理一边，虽“落”而必“起”，而每次复出后都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这正是他“人才难得”之所在。 
邓小平的时代观，打破了传统的战争不可避免论，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传统观点认为，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故而作出一切从备战出发的战略决策，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经济建设。进入七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敏锐地观察和分析，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结论。在此前后，他还多次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特别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便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他还科学地预见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正是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出发，才作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改变了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也改变着整个国家的命运。这正是确定依靠力量的时代依据。 
邓小平无限忠于人民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他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不仅规划生产发展指标，还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内容。他提出衡量党的路线、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归底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强调“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在党的建设方面，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贯彻全心全意

《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与特色(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