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与特色
【关 键 词】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真谛/理论特色
【 正 文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伟大目标,是中国各族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党要依靠谁?如何依靠?怎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所谓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依靠哪些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和个人,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这里主体是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奋斗目标,党依靠谁去实现宏伟目标是依靠力量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是第一层次问题;如何依靠,即如何调动上述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基本方法和途径,是第二层次问题,从属问题。
过去长期以来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的,甚至是错误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刀,继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依靠和团结的力量越来越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窄,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之后,才重新打开了局面,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兴旺发达起来。
邓小平最早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早在1975年他便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P34)1978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P89),并强调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P93)同年11月,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采取“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
随后邓小平把目光瞄向另一禁区,即对原工商业者、民主党派和爱国侨胞的政策问题。1979年1月, 他与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1](P156)“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1](P157)同年6月, 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指出:我国资本家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P186)。同年12 月他提出希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业办好。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关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爱国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指出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在1979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姓“资”姓“社”争议最多的一个阶层。邓小平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问题,认为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使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因此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P139)。 党对他们采取的已不是过去对民族资本家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而是采取团结、帮助、引导和教育的方针,他们是党必须团结和依靠的力量之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代表大会的文献和新宪法之中。
对少数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进步。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早已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P187)。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1](P203)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作了精辟地概括,即“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3](P14—15)这三个“必须依靠”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整体。 第一个“必须依靠”是说明依靠对象问题;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既说明依靠对象,又从根本制度和组织形式上回答如何依靠的问题。第一个“必须依靠”是基础,贯穿在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党必须首先坚决依靠的基础力量。民族团结也首先是各民族工农知识分子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还有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爱国宗教人士的团结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制度,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法宝。爱国统一战线从成分上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由于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一致,是我党既要团结又要依靠的力量;“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与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目标相一致,是最能体现“广泛性”的部分,是党必须团结的力量。从组织形式和基本途径角度看,统一战线又是载体,是实现大团结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这正是我国政治优势之所在。上述三个“必须依靠”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指出了如何依靠和团结的问题,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的重要发展。
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就是大团结、大依靠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就是把一切能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他又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P176 )邓小平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为
所谓务实性,是指党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务实,因而在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上更实在,由过去“谁战胜谁”的关系,变成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发展、合作共进的关系。以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只注重人们的阶级身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对待一切。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服从阶级斗争,企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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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伟大目标,是中国各族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党要依靠谁?如何依靠?怎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所谓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依靠哪些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和个人,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这里主体是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奋斗目标,党依靠谁去实现宏伟目标是依靠力量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是第一层次问题;如何依靠,即如何调动上述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基本方法和途径,是第二层次问题,从属问题。
过去长期以来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的,甚至是错误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首先从知识分子开刀,继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依靠和团结的力量越来越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窄,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之后,才重新打开了局面,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兴旺发达起来。
邓小平最早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入手进行拨乱反正的。早在1975年他便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P34)1978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P89),并强调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P93)同年11月,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采取“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
随后邓小平把目光瞄向另一禁区,即对原工商业者、民主党派和爱国侨胞的政策问题。1979年1月, 他与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1](P156)“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1](P157)同年6月, 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指出:我国资本家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P186)。同年12 月他提出希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业办好。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关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爱国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指出他们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在1979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姓“资”姓“社”争议最多的一个阶层。邓小平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问题,认为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使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因此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P139)。 党对他们采取的已不是过去对民族资本家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而是采取团结、帮助、引导和教育的方针,他们是党必须团结和依靠的力量之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代表大会的文献和新宪法之中。
对少数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进步。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早已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P187)。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1](P203)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作了精辟地概括,即“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3](P14—15)这三个“必须依靠”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整体。 第一个“必须依靠”是说明依靠对象问题;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既说明依靠对象,又从根本制度和组织形式上回答如何依靠的问题。第一个“必须依靠”是基础,贯穿在第二、第三个“必须依靠”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党必须首先坚决依靠的基础力量。民族团结也首先是各民族工农知识分子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还有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爱国宗教人士的团结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制度,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大法宝。爱国统一战线从成分上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由于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一致,是我党既要团结又要依靠的力量;“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与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目标相一致,是最能体现“广泛性”的部分,是党必须团结的力量。从组织形式和基本途径角度看,统一战线又是载体,是实现大团结的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这正是我国政治优势之所在。上述三个“必须依靠”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指出了如何依靠和团结的问题,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的重要发展。
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就是大团结、大依靠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就是把一切能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他又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P176 )邓小平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为
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社会力量,都要团结和依靠,真正实现中华各族人民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同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相比较,它有更大的务实性、宽泛性、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所谓务实性,是指党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务实,因而在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上更实在,由过去“谁战胜谁”的关系,变成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发展、合作共进的关系。以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只注重人们的阶级身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对待一切。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服从阶级斗争,企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的真谛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