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在1935年1 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同年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全中国各党各派应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在同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提出了如“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等八条体现全国人民要求的抗日救国纲领。
二、由单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抛弃，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坚持和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意识，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愈更能够正确地坚持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样在坚持中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结构来看，所要“坚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层次根本方法和第二层次中那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而所要“发展”的则是第二层次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范围的基本原理和第三层次的具体论断。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党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探索。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反复的实践尤其对错误的实践所呈现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长征中如何实现由革命的进攻向革命的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团结全国民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以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些都是党在长征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却没有直接提供，需要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民族宗教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党建理论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点、思想和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实践的开展，实现了由原来的过度单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揭开了全面展开的序幕。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提出了要辩证地对待党和红军的撤退，要将其与实现对敌反攻、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以及提高党和红军的影响等密切联系起来，抛弃革命悲观情绪，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与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的壮大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力量不仅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底重要成分……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在对敌的战略战术上，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要以坚决的进攻战斗来开始反攻敌人，反对曲解为退却的错误”，“要反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战斗首先争取消灭堡垒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更是突出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在中国革命的重心定位上，通过对南北地理因素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指出必须实行由南向北的转移。“南下的出路在那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南下是绝路。”第二，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要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1936年8月，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就做好蒙古人民的工作提出了“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点指导性意见。第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长征初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开展对敌统战宣传工作，以瓦解敌军，为顺利进行战略转移提供有利条件。“应该利用抗日的口号用一切方法（传单、火线上的喊话、对俘虏兵的宣传鼓动及动员当地的居民等）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并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遵义会议后，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民族斗争实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区别、党和苏维埃政府应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等都作了具体分析。第四，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如在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要反对“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社会成分不是主要的标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 《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9054.html
二、由单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抛弃，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坚持和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意识，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愈更能够正确地坚持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样在坚持中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结构来看，所要“坚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层次根本方法和第二层次中那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而所要“发展”的则是第二层次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范围的基本原理和第三层次的具体论断。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党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探索。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反复的实践尤其对错误的实践所呈现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长征中如何实现由革命的进攻向革命的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团结全国民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以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些都是党在长征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却没有直接提供，需要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民族宗教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党建理论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点、思想和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实践的开展，实现了由原来的过度单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揭开了全面展开的序幕。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提出了要辩证地对待党和红军的撤退，要将其与实现对敌反攻、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以及提高党和红军的影响等密切联系起来，抛弃革命悲观情绪，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与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的壮大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力量不仅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底重要成分……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在对敌的战略战术上，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要以坚决的进攻战斗来开始反攻敌人，反对曲解为退却的错误”，“要反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战斗首先争取消灭堡垒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更是突出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在中国革命的重心定位上，通过对南北地理因素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指出必须实行由南向北的转移。“南下的出路在那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南下是绝路。”第二，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要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1936年8月，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就做好蒙古人民的工作提出了“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点指导性意见。第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长征初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开展对敌统战宣传工作，以瓦解敌军，为顺利进行战略转移提供有利条件。“应该利用抗日的口号用一切方法（传单、火线上的喊话、对俘虏兵的宣传鼓动及动员当地的居民等）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并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遵义会议后，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民族斗争实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区别、党和苏维埃政府应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等都作了具体分析。第四，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如在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要反对“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社会成分不是主要的标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 《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