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左”倾错误军事、组织、政治路线向正确军事、组织、政治路线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
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五种类型的主体。而在这五种类型主体中，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者”。这就决定领袖群体的稳定和成熟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能否实现历史性飞跃。而这最终也决定了党的事业的成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从党的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党连续出现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袖群体。而判断领袖群稳定、成熟与否就在于其有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显然都没有，在实际中只能唯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是从。以脱离中国国情的苏联、共产国际路线为指导，对党的革命事业来说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挫折与遭难；对党的领袖群体来说，永远也不能获得形成成熟稳定的机会。因为党的领袖群体的选定，完全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按照能否原汁原味的领悟、理解和忠实执行其所制定的路线为标准的。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本身的正确性无需怀疑。而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而且这些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取代了“左”倾的错误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尽管还没有涉及到思想方面的，但毕竟为以后将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这种状况的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传达和宣传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决议上来。如，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全党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还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先后出版了长征专号第10期和第11期，宣传遵义会议精神。长征专号第11期发表了题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号召“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战术正确领导之下最高度发扬运动战的特长。”第二、遵义会议后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指导，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如1935年3月《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在总结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即“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十一团之众”的原因时，强调“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制定和贯彻北上方针。如针对张国焘妄图以军队指挥党，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给予了严肃批评，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另外还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以增强团结为目的，依然对张国焘实行最大限度的教育。“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而对于北上方针，强调这是建立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其贯彻有助于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也有助于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第四，实行政治路线的正确转变，即抛弃“左”倾关门主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党果断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在施政纲领上先后向全国民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两个口号。“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更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对于蒋介石的方针也实时地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在1936年《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强调“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五、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与党所要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作为价值的革命精神，其形成与实现是以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因为真理引导着人们对价值目标的正确追求，制约着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另外真理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同样所要坚持的真理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受革命精神这一价值追求的指向规定着，因为真理在实践中被验证的过程，有赖于 《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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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五种类型的主体。而在这五种类型主体中，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者”。这就决定领袖群体的稳定和成熟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能否实现历史性飞跃。而这最终也决定了党的事业的成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从党的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党连续出现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袖群体。而判断领袖群稳定、成熟与否就在于其有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显然都没有，在实际中只能唯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是从。以脱离中国国情的苏联、共产国际路线为指导，对党的革命事业来说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挫折与遭难；对党的领袖群体来说，永远也不能获得形成成熟稳定的机会。因为党的领袖群体的选定，完全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按照能否原汁原味的领悟、理解和忠实执行其所制定的路线为标准的。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本身的正确性无需怀疑。而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而且这些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取代了“左”倾的错误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尽管还没有涉及到思想方面的，但毕竟为以后将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这种状况的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传达和宣传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决议上来。如，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全党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还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先后出版了长征专号第10期和第11期，宣传遵义会议精神。长征专号第11期发表了题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号召“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战术正确领导之下最高度发扬运动战的特长。”第二、遵义会议后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指导，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如1935年3月《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在总结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即“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十一团之众”的原因时，强调“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制定和贯彻北上方针。如针对张国焘妄图以军队指挥党，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给予了严肃批评，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另外还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以增强团结为目的，依然对张国焘实行最大限度的教育。“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而对于北上方针，强调这是建立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其贯彻有助于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也有助于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第四，实行政治路线的正确转变，即抛弃“左”倾关门主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党果断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在施政纲领上先后向全国民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两个口号。“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更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对于蒋介石的方针也实时地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在1936年《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强调“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五、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与党所要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作为价值的革命精神，其形成与实现是以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因为真理引导着人们对价值目标的正确追求，制约着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另外真理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同样所要坚持的真理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受革命精神这一价值追求的指向规定着，因为真理在实践中被验证的过程，有赖于 《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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