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而毫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采用对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否定的方式满足自我利益，即通过要挟、征服、利用、威逼甚至陷害对方来夺取利益，或者以坑蒙拐骗等手段来获取对方财钱。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有着同样主体性、同样“人格”而予以尊重，从而相互承认、互相协作的主体。管理的这种交互主体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意义。由于现代管理的普遍性、全面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在尊重对方权利基础上，在交互主体性意义上建构的管理秩序、理性秩序，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层面。
　　在管理活动中，人性价值是管理的最高体现。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体现人性价值的客观表现形式，它表现各种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共同性，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概括出管理活动和管理伦理关系在形式、内容和规则方面的超个体的、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相互作用着的管理主体必须遵循的，它们使主体之间达到高度一致。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所体现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就表现为管理伦理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而作为自主的、平等的主体的“合作”需要是管理的人性价值的重要表现。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表现一种公共理性，它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不以相互作用着的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表现的主要是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中最一般的东西，它表征一定的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与管理集体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雷恩认为，人类的管理根源于“自然资源普遍稀少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矛盾。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需求，人们从而形成管理组织，行使管理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得、分配和利用人类的努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9页。）。管理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稀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资源稀少”利用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

系或伦理问题。换言之，管理就在于有效地去调节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去促成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效益。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总是与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相联系的，而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相联系。由此可见，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对于效益的谋取方式和谋取行为的伦理问题。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现代管理谋取效益的方式和行为已经形成了由三个层面组成的相互连贯、依次递进的逻辑统一体：一是管理技术层面，即主要从管理的自然性质出发，着眼于生产劳动过程中人、财、物、信息四大基本要素的配置，通过计划、组织、预测、决策、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职能形成对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优化配置，它决定着管理能否实现自己的有形目标和效益定位，属于自然过程范畴；二是管理权益层面，即主要从生产的社会组织关系出发，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如何使要素配置和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调节和控制生产经营，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三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层面，即主要从管理组织的内外部关系出发，着眼于管理谋取效益的方式和谋取行为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和道德要求，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良好声誉和道德形象，并获取追求的效益目标，是管理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物化”或制度化了的管理规则、执行程序和管理行为规范，管理伦理作为管理的一种内在需要，通过一系列使管理组织内部、管理组织与社会、管理组织之间等关系协调的措施、方法和途径等体现出来。管理的权益层面和内在道德层面属于社会过程范畴。相对而言，传统管理学注重管理的技术层面，强调对纯粹管理过程的组织、预测和实施，在对行为的经济化假定和量化分析中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管理就不免受到数学模型和工程论观点的限制，使管理最终成为技术工具的俘虏，将手段误作目的，带来对管理本质的误解或简单化，致使传统管理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管理从技术层面投向权益层面和内在道德层面时，便向真理迈进了一大步。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活动反对对自然过程的预测和控制，而是在此基础上体现对管理伦理关系的调节，其深刻之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从社会性来理解管理活动，管理就是协调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其中协调利益关系是首要前提。一方面要使各方的利益关系得到明确的认定，并使之稳定化，使有限的资源和人的努力得以优化配置，这就意味着管理必须建立权益制度。另一方面，管理要保证能够提供符合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的谋取效益的方式和行为，避免人类的价值理想消融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中，这就意味着管理必须将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制度化、程序化。如果说管理的权益层面所揭示的社会关系还是人的利益关系的“实然”，还只是以追求效益为目的，那么，管理中将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制度化、程序化，则以一种道义强制性形式提供着一种管理的“应然”，决定着管理作为谋取效益手段和方式的合理性，给管理提供一种“应然”模式。
　　因此，要对管理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仅有技术手段是不完全的，还必须同时具有内在道德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管理道德运行机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管理道德制度化的过程。它使管理过程中的一系列利益关系和伦理价值关系得到明确认定，是管理过程之内在的不可排除的规则程序，使之较管理的技术层面和权益层面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因为伦理道德对管理运作过程的介入，无论是管理的技术层面还是权益层面，部必须以制度化了的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为核心进行伦理提升和价值论证，使它们不仅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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