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演进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化倾向

45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识的努力发展经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致选择。此时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努力在本质上与经济史学所记录的19世纪中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区别：面对享有极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相应国际地位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基础薄弱与资源匮乏之间矛盾的激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极端紧张的性质：在时间上，想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间上，改善其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显得十分迫切（陈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现代经济发展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发达国家的经历，也确实存在着克服低劣条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对既定模式进行合理偏移，最终实现跳跃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突然间涌现出了众多享有政治独立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前提的话，那么经济史学家所揭示出来的特殊经济发展逻辑则确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要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在不发达国家出现，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定义，认同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项任务……所有这些成为历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ed  Regions[M].Duckworth  London,1957.23-24.）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现代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地重现于发展中国家身上，在这里转变成为一种国家政策目标。特殊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对国家经济剩余水平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为发展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重化工工业，由国家出面动员（调集）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如创建人民公社、国有企业）。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或者说中心问题就是“弄清楚过去改变了发达国家的那种过程的性质，为什么它现在不出现在欠发达国家，今后能够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过程。”（注：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1-202.）显然，与经济史学一样，发展经济学仍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假设。具体而言，它进一步假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关注于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不同的环境中再次发生。库兹涅茨的表述更为清楚：“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长波段，发端于欧洲，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波段到达最晚的地方。因为开端的革新是以欧洲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而这种制度和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却难以被接受。”（注：石川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37-38.）因此，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经济学包含两层含义：(1)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存在，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独特性；以及(2)也是最重要的，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赫希曼的发难，并非流行观点解释的那样，仅指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他感到失望的是，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已经放弃了发展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仍是值得追求的。同样地，那些继续捍卫发展经济学独立学科地位的人（如Lewis）也并没有轻言放弃“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这一发展经济学的最后底线。尽管对发展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及其对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着确定的内涵，却是无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发展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假设的发展经济学的局限性，发展经济学遭到全面清算。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学家中间产生了一种从罗森斯坦—罗丹的“自然在飞跃”重新回到马歇尔的“自然不飞跃”的强烈趋势。对发展经济学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Krugman,1995)。如果说这一时期与前一阶段还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仍有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转而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如舒尔茨的“农民穷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仍然心存“视发展为一种政策目标”的理念，坚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可以通过某种政策或战略安排得到改善的。持折衷主义立场的明特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孤立社会对西方冲击作出适应的过程，其经济发展的被迫性和紧张性质依然存在，进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存在的客观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期间的主旋律是否定“视发展为政策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因此，人们在反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调整，得出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失败了的简单结论。
　　最近十年的观察使经济学家尤是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经济时的表现也难尽如人意。加之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及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发展经济学似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主战场。但从理论逻辑假设上看，被冠之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美称的发展经济学并没有走出困境：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们承认早期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假设的发展经济学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继续借助于坚持相同理论逻辑假设的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的相关理论来重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渴望发展的强烈情感驱使下，早先强调西方的科学技术，崇拜西方的“奇巧淫技，”现在则转向崇拜西方的民主及法律制度。近期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诺思、奥尔森甚至16世纪霍布斯的理论被大量引用，政策的中心明显转向了制度建设、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方面。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发展经济学看来，落后国家首先应创建一个与西方类似的民主制度，然后再以此来解释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这与早期强调在经济结构（如主导产业的变化）上靠近西方，最后以各国工业发展水平来评判其经济发展程度的发展经济学，在逻辑上如出一辙。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深刻但并非正确的影响，它们仍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学服务。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发展经济学的永恒主题。问题是，坚持“西方中心主

义”假设的结构主义没有取得成功，坚持同样逻辑假设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发展经济学是否会成功，在经验上仍是不确定的。
　　  三、理论研究中的主流化倾向与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根据斯特里顿(Streeten)的看法，“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就是从广泛概括和高度抽象向较为特殊和较为具体的转变过程”。（注：杰拉尔德·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372-374.）的确，20世纪80年代以后，沿着这两个方向，结合现代经济学不断取得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达到的高度。
　　针对个别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最显著的当属有关发展中国家农村契约组织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组织的理论被大量用来分析在特定产权制度下出现的契约组织对农户理性行为的影响，进而对一国农业绩效的决定。例如，Jensen和Meckling发展了一个有关企业生产绩效的模型，并试图证明产权结构通过企业内部规则（如利益分配）影响企业参与者的行为和企业的产出绩效。埃格特森(1996)用这一模型解释了1985年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1975年埃塞俄比亚革命改变了该国的农业产权结构（政府成了事实上唯一的大地主），使得农民的理性行为变得不利于该国农业生产，加上干旱和内战，最后导致了1985年几百万人死于饥荒。产权结构、经济组织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时得到广泛、高度的重视。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产权结构是如何被决定的，政府决策过程是不是内生并可以解释的？特别是，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以前认为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全体社会成员一致，而现在则认为政府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问题。
　　斯蒂格利茨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演变和政府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