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演进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化倾向
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假说。除此之外，罗默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被广泛用于对发展中经济的分析。总之，关于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详尽介绍。这一切均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再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之中。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与此同时许多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却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繁荣。就其实质而言，回避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以行为主体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其内部的学科划分是以论域（论题）为标准，还是以方法论为基础？如果是以论域为标准，那么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与以劳动力要素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劳动经济学和以金融资本配置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学等在一般方法上应该没有大的区别。很显然，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
不难发现，就对现阶段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其方法论基础仍是新古典的。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在整理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时，凡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文献一概不予考虑。毫无疑问，这个现代经济学规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内核与外围保护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三个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及均衡分析，相对于新古典范式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长期不为主流经济学重视的一些非主流问题。所以，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本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的结果总的来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并且承认在“竞争性市场均衡中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22-123.）或许，可以把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看成是一种尝试，以证明主流经济学经过适当修正后，可以进一步拓宽应用范围。Syrquim在其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到，（注：Syrquim,M.Modern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M].Martin's Press,1998,27-32.）钱纳里1986年开始全面整理并对比分析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所有假设的同时，罗默发表了其著名的《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书，并借用了许多结构主义的假设。此举完全可以理解为，罗默等人希望借此来加强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确切地说，是意识到市场并非总是处于绝对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逐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产生兴趣的事实，表明主流经济学已开始认真着手解决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反观发展经济学，近二十年来，在研究方法和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上，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相比，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在强调“二元经济”、“社会分摊资本”及“需求不可分性”等概念对发展中经济仍然适用的同时，又大谈“寻租”、“交易成本分析”这些新古典理论的概念。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及一般方法”这样的关键问题认识不清，致使发展经济学家的行为在客观上追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的主流化努力，不仅无助于发展经济学走出目前的困境，反而从根本上进一步动摇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由于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长期不能取得突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只能沿着斯特里顿所说的特殊的（个别国家）方向进行。例如，有关中国农村、城市（契约）企业组织演变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与产权结构相比，激励机制与经济绩效变化的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即使是它的研究者也不认为这一经验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使得发展经济学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尤其令发展经济学家难堪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不断深化的现实，实际上是在主流经济学不断放松前提假设的情况下找回来的。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这是一种随机现象呢，还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趋势（规律）？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复兴（繁荣）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造成发展经济学危机的因素并未消失。
【参考文献】
[1] LEWIS,W.A.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J].AmericanEconomic Revi
[2] KRUGMAN,P.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5.7-28.
[3] DUTT,A·K.Sta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New Directionin Development Economics[M].Edward Elgar,1992.
[4] 谭崇台.怎样认识发展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2001,(11):57-63.
[5] 陈崇胜.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J].经济学家，1996,(4):111-118.
[6]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00.
[7] 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J].战略与管理，2001,(4):109-120.
[8] 斯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37.
[9]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22.
[10]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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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与此同时许多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却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繁荣。就其实质而言，回避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以行为主体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其内部的学科划分是以论域（论题）为标准，还是以方法论为基础？如果是以论域为标准，那么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与以劳动力要素配置为研究对象的劳动经济学和以金融资本配置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学等在一般方法上应该没有大的区别。很显然，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
不难发现，就对现阶段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其方法论基础仍是新古典的。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在整理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时，凡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文献一概不予考虑。毫无疑问，这个现代经济学规范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内核与外围保护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三个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及均衡分析，相对于新古典范式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长期不为主流经济学重视的一些非主流问题。所以，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本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的结果总的来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并且承认在“竞争性市场均衡中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22-123.）或许，可以把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看成是一种尝试，以证明主流经济学经过适当修正后，可以进一步拓宽应用范围。Syrquim在其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到，（注：Syrquim,M.Modern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M].Martin's Press,1998,27-32.）钱纳里1986年开始全面整理并对比分析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所有假设的同时，罗默发表了其著名的《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书，并借用了许多结构主义的假设。此举完全可以理解为，罗默等人希望借此来加强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确切地说，是意识到市场并非总是处于绝对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逐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产生兴趣的事实，表明主流经济学已开始认真着手解决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
反观发展经济学，近二十年来，在研究方法和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上，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相比，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在强调“二元经济”、“社会分摊资本”及“需求不可分性”等概念对发展中经济仍然适用的同时，又大谈“寻租”、“交易成本分析”这些新古典理论的概念。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及一般方法”这样的关键问题认识不清，致使发展经济学家的行为在客观上追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的主流化努力，不仅无助于发展经济学走出目前的困境，反而从根本上进一步动摇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由于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长期不能取得突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只能沿着斯特里顿所说的特殊的（个别国家）方向进行。例如，有关中国农村、城市（契约）企业组织演变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与产权结构相比，激励机制与经济绩效变化的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即使是它的研究者也不认为这一经验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使得发展经济学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尤其令发展经济学家难堪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不断深化的现实，实际上是在主流经济学不断放松前提假设的情况下找回来的。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这是一种随机现象呢，还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趋势（规律）？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所谓的发展经济学复兴（繁荣）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造成发展经济学危机的因素并未消失。
【参考文献】
[1] LEWIS,W.A.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J].AmericanEconomic Revi
ew,1984,(3):1-10.
[2] KRUGMAN,P.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5.7-28.
[3] DUTT,A·K.Sta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New Directionin Development Economics[M].Edward Elgar,1992.
[4] 谭崇台.怎样认识发展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2001,(11):57-63.
[5] 陈崇胜.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J].经济学家，1996,(4):111-118.
[6]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00.
[7] 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J].战略与管理，2001,(4):109-120.
[8] 斯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37.
[9]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22.
[10]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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