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美国的一国独霸，其经济军事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匹敌的。纵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现在“美国治下的和平”，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了霸权稳定论，用以解释霸权存在的原因、现实和意义。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霸权稳定”并不稳定，它也只是一种中间状态，它发展的结果应该是“契约和平”的时代。(注：此处的契约不仅仅指有形的约定，如国际惯例、规则等，还包括相互认同基础上形成的隐性契约。)本文旨在阐述从霸权稳定转向契约和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霸权稳定和契约和平：比较分析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补充成形，加以完善。(注：详见Robert Keohane,“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p.1967—1977”in Oie Holstied:Changes in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erco.Westview Press,1980.)
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这时需要基于各国的实力进行权利的分配，从而出现霸权国；霸权国要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该理论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霸权的存在是特定经济秩序存在的保障，即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需要霸权的维护。霸权绝对和相对势力的下滑会导致秩序的紊乱。当霸权国明显强于他国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要稳定于霸权国权力下降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其次，霸权国要提供整个体系中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集体物品”，例如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持，包括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为保证这一整套体系正常工作的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注：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公共产品，主要是因为在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不论受益国是否付出相应的维持成本，任何国家都享受到其稳定带来的收益。)公共产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决定了“搭便车”现象的必然存在，从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国际上需要一个相应成本承担者。在一国范围内，公共产品往往由政府提供，政府是成本的承担者。在国际范围内，在真正契约式的联合未能实质性形成前，需要霸权国成为成本承担者。同时，成本的担负会使得霸权国不甚重负，导致霸权的衰落和霸权国的更替。(注：正如全面所讲的从“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现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变更。)
与霸权稳定论相对应的是建构主义学派的契约和平论。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决定于共享的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有意图的行为体的认同以及利益也由这些共享的观念建构而成。也就是说，由观念建构而成的国际制度从外部和内在两个方面同时约束和重塑着其间国家认同以及由国家认同界定的国家利益认同。只有在意识观念认同基础上建构起的契约组织才能产生最终意义上的权威，从而造就稳固的国际秩序。现存的欧洲联盟在某种意义上是契约和平的一个区域性的例证，标志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即世界各国应充分相互信任，构建集体认同基础上的最广泛的契约联盟。
二、从霸权主义向契约联盟的和平演进(注：这儿的“和平演进”是指“国际政治中的体系变化、格局转换、形式发展不以战争形式来进行或实现，国际体系不以霸权争夺的战争来完成更替”。(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213).)：一个模型
在看得见的时期内，霸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从更长远来看，霸权的存在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它只是人类社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霸权主义仍需要发展，契约和平是它的高级形式，演进方式可能存在一条和平变迁的路径。
回到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霸权国之所以有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认为的有动机提供诸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产品”，乐于承担维持该套体系的大部分成本，是因为成为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和成本承担者能够给霸权国带来额外的收益。权衡付出的成本与收回的好处，收益要大于成本。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威，霸权国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输出公共产品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所有活动主体关注和应遵循的惯例和规章，确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可以说霸权国“创建”了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获得国际霸权之前的阶段，霸权利益存在一个持续上升的阶段，表现为一段上抛的曲线，此时竞争国会努力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去获得世界霸权；当获得霸权地位，此时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续存；随着霸权地位的确立，公共产品提供的重担越来越多的压到了霸权国身上，同时霸权收益强大的驱动力会促使其他国家也不断的谋求霸权地位，从而潜在的对现存的霸权国产生威胁，迫使霸权国付出日渐增加的维持成本。这些日益增长的成本逐渐消耗霸权国的实力，最终导致霸权国的衰落，新霸权国的出现，从而完成霸权对霸权的替代。其间的机制可以由下页的图进行解释。
以前阶段：表示甲国能在此阶段获得的霸权收益持续上升，霸权加速形成；
中间阶段：霸权已经形成，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持续一段时间；
之后阶段：霸权收益开始下降，甲国的霸权国地位接受挑战，逐渐衰落。
对于利用甲国衰落的契机逐步获得霸权国地位的乙国同样存在类似的收益曲线，如图中所示。
附图
图一只是给出了一个就霸权更替过程中的比较静态分析，那么是不是说霸权更替是一种常态，会无休止的更替下去呢?其实不是的，只需在霸权收益和契约和平收益之间作出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霸权稳定走向契约和平的可能性。
显然，当图中所示情况出现时，即当成为霸权国的收益不及达成互信契约下得到的收益大时，国际范围内契约自然会形成。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必然趋势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作为霸权国的霸权毛收益(注：此处的“毛收益”与“净收益”相对，是指没有去除维持霸权成本之后的霸权收益。)正在日益增加，但是霸权国
三、契约和平必然代替霸权稳定：现实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如今的美国已经夺得了超霸地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与上述理论有不少拟合之处。
以冷战结束为起点，为夺取和巩固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采取了新的全球化战略，将自己首先定位于“ 《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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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霸权稳定和契约和平：比较分析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补充成形，加以完善。(注：详见Robert Keohane,“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p.1967—1977”in Oie Holstied:Changes in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erco.Westview Press,1980.)
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这时需要基于各国的实力进行权利的分配，从而出现霸权国；霸权国要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该理论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霸权的存在是特定经济秩序存在的保障，即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需要霸权的维护。霸权绝对和相对势力的下滑会导致秩序的紊乱。当霸权国明显强于他国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要稳定于霸权国权力下降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其次，霸权国要提供整个体系中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集体物品”，例如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持，包括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为保证这一整套体系正常工作的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注：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公共产品，主要是因为在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不论受益国是否付出相应的维持成本，任何国家都享受到其稳定带来的收益。)公共产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决定了“搭便车”现象的必然存在，从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国际上需要一个相应成本承担者。在一国范围内，公共产品往往由政府提供，政府是成本的承担者。在国际范围内，在真正契约式的联合未能实质性形成前，需要霸权国成为成本承担者。同时，成本的担负会使得霸权国不甚重负，导致霸权的衰落和霸权国的更替。(注：正如全面所讲的从“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现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变更。)
与霸权稳定论相对应的是建构主义学派的契约和平论。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决定于共享的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有意图的行为体的认同以及利益也由这些共享的观念建构而成。也就是说，由观念建构而成的国际制度从外部和内在两个方面同时约束和重塑着其间国家认同以及由国家认同界定的国家利益认同。只有在意识观念认同基础上建构起的契约组织才能产生最终意义上的权威，从而造就稳固的国际秩序。现存的欧洲联盟在某种意义上是契约和平的一个区域性的例证，标志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即世界各国应充分相互信任，构建集体认同基础上的最广泛的契约联盟。
二、从霸权主义向契约联盟的和平演进(注：这儿的“和平演进”是指“国际政治中的体系变化、格局转换、形式发展不以战争形式来进行或实现，国际体系不以霸权争夺的战争来完成更替”。(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213).)：一个模型
在看得见的时期内，霸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从更长远来看，霸权的存在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它只是人类社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霸权主义仍需要发展，契约和平是它的高级形式，演进方式可能存在一条和平变迁的路径。
回到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霸权国之所以有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认为的有动机提供诸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产品”，乐于承担维持该套体系的大部分成本，是因为成为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和成本承担者能够给霸权国带来额外的收益。权衡付出的成本与收回的好处，收益要大于成本。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威，霸权国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输出公共产品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所有活动主体关注和应遵循的惯例和规章，确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可以说霸权国“创建”了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获得国际霸权之前的阶段，霸权利益存在一个持续上升的阶段，表现为一段上抛的曲线，此时竞争国会努力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去获得世界霸权；当获得霸权地位，此时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续存；随着霸权地位的确立，公共产品提供的重担越来越多的压到了霸权国身上，同时霸权收益强大的驱动力会促使其他国家也不断的谋求霸权地位，从而潜在的对现存的霸权国产生威胁，迫使霸权国付出日渐增加的维持成本。这些日益增长的成本逐渐消耗霸权国的实力，最终导致霸权国的衰落，新霸权国的出现，从而完成霸权对霸权的替代。其间的机制可以由下页的图进行解释。
以前阶段：表示甲国能在此阶段获得的霸权收益持续上升，霸权加速形成；
中间阶段：霸权已经形成，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持续一段时间；
之后阶段：霸权收益开始下降，甲国的霸权国地位接受挑战，逐渐衰落。
对于利用甲国衰落的契机逐步获得霸权国地位的乙国同样存在类似的收益曲线，如图中所示。
附图
图一只是给出了一个就霸权更替过程中的比较静态分析，那么是不是说霸权更替是一种常态，会无休止的更替下去呢?其实不是的，只需在霸权收益和契约和平收益之间作出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霸权稳定走向契约和平的可能性。
显然，当图中所示情况出现时，即当成为霸权国的收益不及达成互信契约下得到的收益大时，国际范围内契约自然会形成。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必然趋势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作为霸权国的霸权毛收益(注：此处的“毛收益”与“净收益”相对，是指没有去除维持霸权成本之后的霸权收益。)正在日益增加，但是霸权国
为获得这种收益要付出和承担的成本的增加会以更快的速度蚕食增加的收益，从而导致霸权净收益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契约联盟中，各参与国相互之间充分信任、相互认同，契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彼此间交往的成本，促使各国逐步放弃“自我”的概念，追求世界整体范围内的帕累托最优。(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增加一人的福利必然以减少他人福利为代价。)此时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机制才是最稳定的，因为大家对此都持认同态度能够在不损失原有效率情况下，促成维护这一体制成本的最小化，所以给各个参与国带来的收益会不断增加。比较两方面的消长，可以得出，契约和平替代霸权稳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三、契约和平必然代替霸权稳定：现实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如今的美国已经夺得了超霸地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与上述理论有不少拟合之处。
以冷战结束为起点，为夺取和巩固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采取了新的全球化战略，将自己首先定位于“ 《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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