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
相对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放缓的情况，城市居民消费需求近年来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变化，不仅使需求结构与现有的供给结构发生了较大的错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很低。改革以后，收入水平开始增长。除了改善吃穿之外，居民收入的增加基本上都集中在购买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上，即放在了用上，对住行的消费基本上还没有起步。由于当时收入增长比较平均，差距不大，而一般家电的价格又比较适合那时相对较低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形成了对一般消费品和耐用家电的排浪式的消费，成为带动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市场和工业繁荣的市场基础。而到了90年代，一般消费品已经基本满足，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饱和，进入正常稳定的增长阶段，不可能出现那种大规模的集中的需求增长。?
在基本商品消费和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基本满足以后，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逐步发生了变化。开始考虑住和行的问题，即住房和汽车的消费。但与前一时期的耐用消费品相比，住房和汽车的消费不仅要求的资金量很大，而且对消费的硬件环境（比如交通设施、停车场地等）和软件环境（比如汽车消费中的各种收费和限制性政策等）的要求也要高得多。只有少部分率先富余起来的高收入群体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条件。更多的人面临的情况则是，基本消费满足了，耐用消费品也基本饱和了，不需要在此类消费上再增加更多的开支，但要购置住房和汽车，则或者由于资金不足，或者由于其它条件限制，一时还无法实现。这样就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起来，成为储蓄资金。?
当然，住房和汽车消费只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代表，而不是全部。除此之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它一些产业以及新兴的产业，比如IT产业等。2001年我国移动通讯设备和光通讯设备分别增长64.4％和28.9％，足以说明在一般消费品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新型消费增长的迅猛势头。在基本消费需求和一般耐用消费品满足之后，城市消费结构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居民转向更多的服务性消费。比如，增加教育、医疗及其它保健消费、旅游度假等。虽然这些消费并没有减少消费总量，但却减少了对一般商品的需求，使得一般加工业面临需求减少的压力。?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企业破产、人员下岗、失业等等，变得越来越普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使得居民个人储蓄养老、防病的意识不断强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增加了居民的长期储蓄。?
在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动机所形成的长期储蓄，既是经济矛盾作用的结果和表现，也是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的宝贵资源。这笔资金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就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增添后劲，反之，却可能变成一个不利因素。长期储蓄应当对应于那些建设周期和资金回收期都比较长的建设项目，而这样的项目也正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建设所最需要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作一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出，差距主要还在于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比如城市交通如地铁、轻铁等。这些设施所需资金量很大，建设和回收的周期很长，但一旦建成，却可以使几代人受益，因此可以说是真正的国民积累。但是，改革以来除了少数城市以外，大部分城市在这方面建设进展较慢。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越早越省钱，越主动，越晚越费钱越被动。我们有长期储蓄，有资金来源，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技术、资金、物资，劳动力等都不缺，但这方面的发展却始终比较缓慢，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能够有效地把长期储蓄变成长期投资的机制。一些地方或城市，一说建地铁、搞环保，就想到政府投资，就想到财政没钱。其实城市基础和公用设施具有十分稳定的长期收益，只要投资和运营监管机制设计合理，也是民间投资最希望进入和经营的领域。目前的问题，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把长期储蓄转变为长期投资的机制，从而使得资金沉淀下来，不仅没有能够起到促进长期项目建设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包袱。?
由此可见，近年来城市消费需求虽然保持了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但由于存在明显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反映到市场上，也使得一般加工工业产品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价格持续下跌的问题。?
(三)体制缺陷与民间投资需求不足
1992、1993、1994这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4.4％、61.8％和30.4％。虽然这个时期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有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企业预期看好因而纷纷增加投资的因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那时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将大量的银行资金用于政府支持的许多房地产开发项目。由此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以及破灭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在一些沿海城市还能看到。1993年以后开始进行治理整顿，政府逐步退出直接投资，投资主体逐步从政府转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与政府投资相比，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投资的效率。另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银行资金软约束的情况也开始改变。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投资增长率的回落是正常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再期望发生过去那样的投资需求过热的情况。?
但是，投资需求增幅下降也反映了我国投资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缺陷。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投资上不去，是因为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由于一般加工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就像农民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一样，企业投资生产什么什么就多。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即使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一方面，很多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即使在基本满足的地方，产品的质量、档次也不高，花样也不够多。比如北方的暖气问题。发达国家如德国，暖气普遍装有开关和调节热量大小的按钮，人不在时可以关闭，人在时热量也可以调节。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对于
居住来讲也舒适得多。但这样一种对我国这种能源短缺的国家来说显然是十分需要的措施，这么多年就是实行不起来。据说涉及到复杂的建设管理体制问题。显然，填补这样的需求空白，不仅需要企业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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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功能及由此引起的投资饥渴症逐渐减弱的情况下，新的由企业和居民个人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新投融资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首先，是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除少数处于垄断地位或以某种方式得到政府支持和补贴的企业外，多数企业富余人员、历史债务及其它包袱沉重，在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其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和还款能力都相对较弱，往往处于生存难保的境地，更谈不上投资扩张和更新改造。曾经十分流行于国有企业当中的“不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的说法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生动表述。加之国有企业固有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在项目选择和投资决策上都缺乏应有的灵活应变能力。其次，民营企业虽然机制灵活，但在其投资兴业的环境方面却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的问题包括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不足、行业准入限制过死以及民营企业在融资贷款方面面临种种困难。这些都已经成为共识。第三，银行改革滞后，不能向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由于国有银行改革滞后，还没有真正成为经营货币业务的金融企业，在实行贷款风险控制之后，贷款人员怕承担贷款损失的责任而尽量减少对企业的贷款。当然，企业贷款难，而银行资金大量沉淀的原因，并不完全在银行，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信用的缺失。由于信用缺失，赖帐行为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企业相互之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使得正常的交易变得很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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