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借助外界的条件。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理论考察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考察农村公社内部社会结构，而是把对世界历史环境的分析放到了首当其冲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农村公社未来何去何从，一切取决于它当时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而这之中，他尤为重视的是农村公社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并存的这一世界历史大环境。他敏锐地观察到，先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与俄国落后农村公社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是俄国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利契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可以用于改造落后农村公社；第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预示了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趋向。因此，如果撇开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发展状况不谈，仅考察它当时所处的有利外部条件，那么，它确实存在极大的“跨越”发展可能性。但是，俄国能抓住“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吗？所以，接下来，马克思从民族历史的视角详细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实际发展现状。
2．民族历史视野中的东方社会发展之路
外部世界历史环境给俄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际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外在动力转化为内在需要？从当时俄国国内发展现状来看，有这种转化的可能吗？从马克思接下来的分析可知，在国家、商人、乡村高利贷者等的多重外来压迫下，农村公社正在一步一步陷入绝境。如果不从公社内部打破这种外来压迫，等待农村公社的只有灭亡的命运，而这，正是俄国国内所谓“‘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所快意等待和期盼的。在他们看来，“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很显然，这是在为国家和各类剥削者的罪行做掩护，是在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唱颂歌。对于“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的这些论调，马克思予以严厉的抨击。因为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从内心深处肯定不希望东方民族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灾难。因此，他提出以革命的手段挽救农村公社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他对俄国革命的到来寄予了深切的期盼。如果革命能及时、如期发生，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有可能直接走向新生，当然，这也是马克思最希望看到的发生在东方大地上的壮举。由上分析可知，俄国国内当时不存在实现上述转化的可能，而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似乎和当时的俄国民粹派存在某种相似性。民粹派的主要观点是强调俄国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也对农村公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论证。但二者存在的本质不同是，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持一种排斥和否定态度，他们不仅否认和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且完全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外部推动作用。这也就是说，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完全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而且认为这种特殊性是促使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他们孤立地看待俄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无视世界历史大环境的存在，因而过分强调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殊不知，农村公社如果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味保持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其结果是不仅不会自动走向社会主义，反而只能走向灭亡。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所有国家和民族之间是相互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孤立生存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民粹派这种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正是他们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最终破灭的根源。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是将世界历史视野和民族历史视野高度统一的典范，在他看来，“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才是东方社会直接走向新生的决定性因素，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外在动因如何内化；对于农村公社的特殊性，马克思则从利弊两个方面进行了辩证分析，而不是一味认为这种特殊性就是农村公社的优越性。总之，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最终将俄国民粹派阻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外，世界历史视野和民族历史视野的高度统一，则使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下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
对于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大家心里可能存在一个疑惑：既然俄国国内现实发展状况预示着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凶多吉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对它“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作理论分析？这种理论分析意义何在？理论分析和现实考察是否彼此矛盾？笔者认为，要厘清这些问题，还必须深入其中，将隐藏在那些字里行间的不同“尺度”剥离出来，即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可以说，正是坚持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原则，才使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如此丰富多彩。
1．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原则在马克思早年思想中的体现
其实，自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东方社会发展之路。1853年，他曾经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研究当时落后东方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发展状况，其中特别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印度社会的渗透、扩张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社会的这种渗透和扩张，马克思既没有简单地肯定，也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对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扩张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首先，从价值尺度来看，马克思不仅严厉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遭受的一些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而且对印度人民所遭遇的灾难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没有就此停留于主观价值评判的层面上，紧接着他又从客观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作为东方专制制度牢固基础的农村公社，只会使人们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和恪守传统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尽管西方资本主义是受自身利益驱使而向东方社会扩张，而且也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但相对传统而守旧的农村公社而言，他们对东方社会的侵略和破坏从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而“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就是为东方社会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正是

《试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意义(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