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历程

质相吻合。党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合法性基础。“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17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因此代表、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党的领导和　人民民主相统一的逻辑起点。
　　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同样是高度融合的。这两者的统一扎根　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基本的运作方式。民主政治是按照人民意愿进行统治和治　理，而不是人人都要成为政治的决策者，所以民主政治在现实中是民意政治。人民的意　愿要能够进行统治，必须使它强化为国家意志，即转化为治国之“法”，当这样的“法　”被贯彻和落实，民意就得到了实现，民主也就成为现实。这正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所做的工作。人民代表大会的至上性在法律的至上性，即宪法　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中体现出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制　衡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表人民意愿的机关，这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主的本质就是　这样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得到了空前的展现。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崭新成就。毋庸讳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处理好党法关系。党对行政事务的包揽，　在实际的运作中就体现在直接以党内的指令、文件管理国家事务，这不仅大大影响、阻　碍了法律对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分散了党对大政方针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正确处理党法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是邓小平同志完　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6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这16字　方针，阐明了共产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律的权威之间的关系指明　了方向。其后，彭真同志用三句话更直接地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阐述：“党领导人民制　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彭真文选》，第493-4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　而厘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党和法之间的不明确关系。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报告第一次规范地表　述了党的领导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　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五大以后，党法关系在理论上得到了更为系统、准确的阐述。江泽民同志在党　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的主　张，我们国家的法律，都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愿与利益的。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　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　级政府依法行政，这样就把党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了。”(注：《江泽民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4，328页。)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一方面源于社会主义道路艰辛开拓　的经验总结，无论是苏联东欧的历史轨迹，还是当代中国不断续写着的进程，成功经验　的指向和失败教训的反衬，在政治上都离不开这三者，离不开这三者的和谐统一。另一　方面则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揭　示：只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的政党，把人民真正作为主人的国家，把人　民的意愿真正法律化、制度化的机制，才可能使三者同一融合。在这里，人民的利益和　意愿是三者交融的内在机理。缺损了这一内在的机理，政党政治、法治政治和民主政治　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固有缺陷。
　　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对当代政治　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机制的突出优势在于，它聚合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强大功　能、人民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所焕发出来的自主精神、以及法治规范现代社会不可替代和　逾越的重要功能，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资本主义政治机制，乃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　机制不可比拟的，它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根本动力所在。
　　　　　　(三)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建设的目标，其核心是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我们承认从文明演进的逻辑讲，政治文明建设应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任何民族的政治发展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过程，都　具有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社会发育程度紧密相连。　并且当今政治的发展，再也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政治　发展不在是本民族文化的自主发展，而是始终处在一种与其它民族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　。对经济和文化强势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政治发展模式也具有“扩张”态势，对落后民族　和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压力。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由于经济上和文化基础的相对落后，　政治发展必然要承受已经高度发达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压力。但是，中国不可能走与　之相同的发展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还因为：(一)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大国，具有连　续悠久的东方文明传统，在基本价值观和心理构成，以及社会构成上有别于西方。(二)　近代因为身受外患入侵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将成为构建中国未来民族　特色政治文明中的独特心理基础。(三)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虽然遇到过发展中的挫折　，但是现有的政治体系拥有巨大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　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和特别行　政区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接受了实践的检验，适合中国国情，得到了人民的认同。　所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可能在借鉴和吸收人类

历史上一切优秀政治文明　成果，借鉴和吸收各民族政治发展中具有共性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　一。如何推进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前进和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崭新课题。我　们认为最为关键和紧迫的工作有：
　　(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促进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力举措，也是增强党的凝聚力，保　证党的活力，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拥有6600多万党员的大国执政党，发　展党内民主的意义也许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对促进人民民主、促进　社会和政治民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质推动作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　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2002年11月18日。)发展党内民主　，最为关键的是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寻求推进和保障　党内民主的动力。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普通党员参与党　内决策的制度；改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改进党的干部制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和制约机　制。
　　(二)加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民主，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政治运作规范，是人类政治实践证明了的有效制度　安排。“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合法性”，　它能够“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合法性由统治秩序即制度提供，而政绩则与　具体的统治者相关联”。(注：胡伟：《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　探索与争鸣》2002.8，第10页。)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形式提供了人民认可的一种权　力转移的运作规则。人民可以通过民主的制度、民主的规范、民主的程序，自由选择自　己的统治者，可以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这样的制度也迫使掌权者认识到自己的权　力只是人民暂时授予的，是有限的，是要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取利益的。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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