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注：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World  Politics,40/3(1988),p.317.)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2nded.,1991),p.295.)。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罗伯特·莱伯(Robert  Lieber)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注：Robert  Lieber,No  Common  Power: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91),pp.5—6.)巴里·波森(Barry  Pose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注：Barry  Posen,“The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Survival,35/1(1993),p.28.)
　　(3)意图的不确定性。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21.)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注：Wheeler  and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p.30.)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4)缺乏合适的政策。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注：Richard  Smoke,“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in  RoberSmoke  and  Andrei  Kortunov(eds.),Mutual  Security:a  new  approach  toSoviet-America  relations(London:1991),p.76.)
　　很显然，上述学者均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来诠释“安全困境”，这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不可否认，这些定义都涉及到“安全困境”的不同侧面，但它们各自均无法充分地界定“安全困境”。只有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理解安全困境的动力学，(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15

.)即任何一方均无意于侵略，它们行为的目的是加强防御，然而，它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也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作出应对，结果它们的行为只是使事情更为恶化了。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安全困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注：Ibid.,pp.23—24.)这三个特征再加上安全困境的本质“悲剧”，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演变和应用也只有在忠实于其原来这些基本价值时才有意义。
　　　　　　二、两种类型
　　上文所述的、由巴特菲尔德和赫兹共同提出的“安全困境”，人们一般称之为“经典安全困境”或“传统安全困境”。它的发生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是与国际体系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自助体系，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间互信不足，一国在寻求安全时必须依靠自己，遵循“理性自私”的原则行事，结果正如巴里·波森所写的那样，“往往…(决策者)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们的邻国着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可能看上去很有威胁性。往往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也是不重要的。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性迫使他们采取他们要做的措施”。(注：Barry  Posen,“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Survival,35/1(1993),p.28.)有鉴于此，惠勒和布思将经典安全困境界定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system-induced  security  dilemma)。(注：Quoted  from  Alan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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