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sp;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21.)
除了经典安全困境外，国际政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安全困境，即“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美国学者杰克·史奈德是第一个对这种安全困境予以关注的人。在1985年史奈德写道，“一战的案例……指出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1914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之中。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注：Jack L.Snyder,“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in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
Janic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Deterrenc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p.153.)史奈德的新定义似乎与传统安全困境的基本含义相矛盾。在传统安全困境里，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意伤害对方，它们只是主观上以为他国正在以本国的安全为代价而加强安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按照史奈德的定义，两国中的一国将自己的安全界定为明确要求另一国处于不安全状态，两国间的不相容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不免使人们对史奈德的新定义是否成立产生了怀疑。阿兰·柯林斯认为，只有当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寻求相对温和的霸权地位时，史奈德定义的那种“安全困境”才会存在并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势里，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为了威慑其邻国而对它们实施一种精心策划的进攻性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状，而是通过使别国感到非常害怕以至于不敢挑战现状以达到巩固现状的目的。这种进攻性政策不是战争的前奏，相反其目的是通过要求别国感到不安全的方式来为本国提供安全。但别的国家无法将霸权国的这种方式与一个怀有险恶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实际上，鉴于霸权国表现得如此富于侵略性，它们极有可能将其行为解读为不友好。如果它们通过增加自身的实力而对霸权国谋求主导地位的努力作出反应，那么霸权国所获得的绝对实力的增加将不会转化为其相对实力的增加。其他国家的行为有可能被解读为富于侵略性，因为霸权国认为自己无意加害于其邻国，而它们的行为则表明它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也就是说，霸权国和它的邻国不能够体会各自的担忧并都在实施一些导致每一方考虑最坏情势的相互矛盾的政策。于是它们就陷入了史奈德所界定的那种安全困境之中了。(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 Press,
2000,p.12.)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是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担忧，最终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具有“自我挫败”性质的。这些说明上述安全困境也具有传统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以及自我挫败的政策。而它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一个“悲剧”。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安全困境是传统安全困境概念的新扩展和延伸。与经典安全困境相比，它凸显并强调了国家行为在诱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故此惠勒和布思将之界定为“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Ibid.,p.10.)以区别并对应于原有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中的霸权国必须是一个不寻求以领土征服控制其邻国的满足现状的国家，而一个旨在推翻现状，谋取领土为目标的修正主义霸权国则显然不适用于安全困境。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
三、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
“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67.)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在杰维斯看来，由于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永久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注：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p.178.)鉴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指明了减轻乃至完全消除其不良效果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177.)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在具体实践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提出建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设想。“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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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典安全困境外，国际政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安全困境，即“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美国学者杰克·史奈德是第一个对这种安全困境予以关注的人。在1985年史奈德写道，“一战的案例……指出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1914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之中。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注：Jack L.Snyder,“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in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
Janic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Deterrenc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p.153.)史奈德的新定义似乎与传统安全困境的基本含义相矛盾。在传统安全困境里，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意伤害对方，它们只是主观上以为他国正在以本国的安全为代价而加强安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按照史奈德的定义，两国中的一国将自己的安全界定为明确要求另一国处于不安全状态，两国间的不相容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不免使人们对史奈德的新定义是否成立产生了怀疑。阿兰·柯林斯认为，只有当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寻求相对温和的霸权地位时，史奈德定义的那种“安全困境”才会存在并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势里，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为了威慑其邻国而对它们实施一种精心策划的进攻性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状，而是通过使别国感到非常害怕以至于不敢挑战现状以达到巩固现状的目的。这种进攻性政策不是战争的前奏，相反其目的是通过要求别国感到不安全的方式来为本国提供安全。但别的国家无法将霸权国的这种方式与一个怀有险恶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实际上，鉴于霸权国表现得如此富于侵略性，它们极有可能将其行为解读为不友好。如果它们通过增加自身的实力而对霸权国谋求主导地位的努力作出反应，那么霸权国所获得的绝对实力的增加将不会转化为其相对实力的增加。其他国家的行为有可能被解读为富于侵略性，因为霸权国认为自己无意加害于其邻国，而它们的行为则表明它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也就是说，霸权国和它的邻国不能够体会各自的担忧并都在实施一些导致每一方考虑最坏情势的相互矛盾的政策。于是它们就陷入了史奈德所界定的那种安全困境之中了。(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 Press,
2000,p.12.)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是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担忧，最终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具有“自我挫败”性质的。这些说明上述安全困境也具有传统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以及自我挫败的政策。而它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一个“悲剧”。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安全困境是传统安全困境概念的新扩展和延伸。与经典安全困境相比，它凸显并强调了国家行为在诱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故此惠勒和布思将之界定为“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Ibid.,p.10.)以区别并对应于原有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中的霸权国必须是一个不寻求以领土征服控制其邻国的满足现状的国家，而一个旨在推翻现状，谋取领土为目标的修正主义霸权国则显然不适用于安全困境。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
集中在缓解或逃逸问题上。(注：Alan Collins,The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42.)
三、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
“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67.)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在杰维斯看来，由于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永久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注：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p.178.)鉴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指明了减轻乃至完全消除其不良效果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177.)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在具体实践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提出建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设想。“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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