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真正相互保证不再以战争而是以其他某些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战争将会自动消失。”(注：Karl W.Deutschand S.A.Burrell,etc.,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5.)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注：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p.178.)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66.)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2(Spring 1992),p.395.)所以，“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并不是从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一点而开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由无政府或自然界而给定的……”。(注：Ibid.,p.407.)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
以上所述的主要是“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传统安全困境)的缓解和摆脱之道。“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与之相比则相对复杂和困难一些。因为在这种安全困境中，一国将其安全界定为需要别国的不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接受自己本国安全相对于霸权国而言的脆弱性。史奈德认为显示决心不能解决这种安全困境，因为这只能被对手国解读为阻止其获得主导地位；同样让步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对手国无意对让步作出相应的回报，让步只是加强了对手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地位。(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70.)因此，史奈德认为，“如果威胁不能解决(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让步也同样不大可能”(注：Jack Snyder,“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in Robert Jervis ed.,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p.154.)，“对邻国安全担忧的安抚将意味着需要接受本国的不安全”(注：Ibid.,pp.154—155.)。根据史奈德的分析，霸权国的险恶意图是由其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它对这种环境的理解所引起的，所以他认为“另一国只能通过改变那些环境或对手国对它们的评估——而不是使用威胁或让步，才能使霸权国的意图相对温和一些”。(注：Ibid.,p.155.)换句话说，要摆脱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或者是改变霸权国的目标——即使霸权国相信为了它的安全，它不再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或者是改变霸权国对其目标的评估，即促使它相信通过调整、改变而不是放弃其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方式，它的安全是能够得以维护的。(注：Alan Collins,The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88.)在具体实践上，则是加强与霸权国的交流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与安全的认同，从而改变霸权国界定本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式。英国学者柯林斯认为，东盟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See Chapter 5,“ASEAN,the China Threa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in 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p.133—172.)东盟创建“东盟地区论坛”加强与中国、日本等亚洲大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则是努力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安全困境的战略之举。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方法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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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5.)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注：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p.178.)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66.)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2(Spring 1992),p.395.)所以，“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并不是从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一点而开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由无政府或自然界而给定的……”。(注：Ibid.,p.407.)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
确认他们的意图。(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4.)他承认政治家们通过合作能够制定出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得他们在预测别国的意图和行为上更加自信。如果这种国家间合作进程持续下去，政治家们将会制造出新的持久的利益和义务。国家间共同安全或利益的获得将改变政治家追求本国安全的观念，这将使最终摆脱安全困境成为可能。(注：Ibid.,pp.14—15.)
以上所述的主要是“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传统安全困境)的缓解和摆脱之道。“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与之相比则相对复杂和困难一些。因为在这种安全困境中，一国将其安全界定为需要别国的不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接受自己本国安全相对于霸权国而言的脆弱性。史奈德认为显示决心不能解决这种安全困境，因为这只能被对手国解读为阻止其获得主导地位；同样让步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对手国无意对让步作出相应的回报，让步只是加强了对手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地位。(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70.)因此，史奈德认为，“如果威胁不能解决(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让步也同样不大可能”(注：Jack Snyder,“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in Robert Jervis ed.,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p.154.)，“对邻国安全担忧的安抚将意味着需要接受本国的不安全”(注：Ibid.,pp.154—155.)。根据史奈德的分析，霸权国的险恶意图是由其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它对这种环境的理解所引起的，所以他认为“另一国只能通过改变那些环境或对手国对它们的评估——而不是使用威胁或让步，才能使霸权国的意图相对温和一些”。(注：Ibid.,p.155.)换句话说，要摆脱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或者是改变霸权国的目标——即使霸权国相信为了它的安全，它不再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或者是改变霸权国对其目标的评估，即促使它相信通过调整、改变而不是放弃其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方式，它的安全是能够得以维护的。(注：Alan Collins,The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88.)在具体实践上，则是加强与霸权国的交流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与安全的认同，从而改变霸权国界定本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式。英国学者柯林斯认为，东盟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See Chapter 5,“ASEAN,the China Threa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in 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p.133—172.)东盟创建“东盟地区论坛”加强与中国、日本等亚洲大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则是努力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安全困境的战略之举。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方法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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