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注：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in John Baylis and N.S.Rengger(eds.),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92),p.29,quoted from 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Edinburgh:KeeleUniversity
Press,1997,p.9.)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注：Robert Lieber,NoCommone Powe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6.)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led)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Herz)。(注：See 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Collins,1951);John Herz,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1).)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tragedy)。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p.19—20,quoted from Paul Roe,“Misperceprion and Ethnic Conflict:Transylrania's societalsecurity di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8/1(2002),p.59.以下注⑤、⑥转引同处。)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p.9—36.)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注：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Chicago,IL:Chicago Unirersity Press,1966),p.241.)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注：Paul Roe,“Misperception and Ethnic Conflict:Transylrania's societal security dr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8/1(2002),p.58.)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注：以下这段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14,注③—⑨均转引自该书，不再注明。)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Chales 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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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1997,p.9.)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注：Robert Lieber,NoCommone Powe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6.)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led)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Herz)。(注：See 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Collins,1951);John Herz,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1).)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tragedy)。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p.19—20,quoted from Paul Roe,“Misperceprion and Ethnic Conflict:Transylrania's societalsecurity di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8/1(2002),p.59.以下注⑤、⑥转引同处。)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p.9—36.)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注：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Chicago,IL:Chicago Unirersity Press,1966),p.241.)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注：Paul Roe,“Misperception and Ethnic Conflict:Transylrania's societal security dr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8/1(2002),p.58.)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注：以下这段
论述请参阅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End of the Cold War,Edinburgh: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14,注③—⑨均转引自该书，不再注明。)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Chales 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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