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人力资源并使推动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应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专家’所独享，而应大大鼓励普通工人和农民进行试验和积极参与。” ( Wertheim，1974: 345)
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福利发展是受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进程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的( Leung，1994)。它以传统实践和社会主义观念相融合为特点，即，1949年之后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结合了家族主义、仁爱、孝顺、等级和官僚管理的中国文化根源与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传统上，家庭、家族和血缘关系作为对个人在困境和伤残时期援助的福利来源起作用。国家的作用是为这种以家庭中心的福利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Howe，1971)。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结构相对复杂。欧洲和北美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突、生产资料和国家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协商，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主要是对“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意义深远的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做准备”的反映( Selden&You，1997: 1657)。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含义宽泛，涵盖了所有的结构安排：充分就业、收入均衡、控制定价、社会保障、岗位津贴、医疗服务、住房和所有补贴，旨在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合适的福利和保障，满足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幸福需求。令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福利的学者吃惊的也许是，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福利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福利标准还比较低，但是却享有了最广泛的福利服务( Selden&You，1997：1657)：
原先受益人接受了最广泛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福利范围，包括了大量的退休抚恤金、免费医疗保健、资助病残。这项计划的前提是全体城市工人和其他国有部门工人的终生就业。一些学者，例如Leung和Nann (1995: 61)甚至进一步表明“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与西方先进的福利国家相比，提供了一个最广泛、慷慨的福利范围。”
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劳动保险条例仍然在1951年颁布。条例表明了政府在国家建设和经济恢复过程中想要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支持的决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保障计划代表了对社会福利的前所未有的法令承诺和干预” ( Leung，1994: 343)。
与一些西方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在相对较高水平上管理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是以分散的形式、基本上是以基层单位为基础的。①每个个体单位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我管理和自筹资金的“小型福利国家”。尤其在国有企业( SOEs)福利计划更为广泛，包括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各种津贴（住房、食品、运输、独生子女、探亲等）、疾病、生育、工伤、残疾、死亡和退休。在残疾、死亡或退休的情况下，职工家属中的一人，妻子或者达到工作年龄的长子、长女，可以在同一家或另一家企业就业作为“补偿”。这些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的福利待遇的确很慷慨。如Selden和You指出(1997：1657-1658)，“全体城市工人，尤其是国有职工享有的全部待遇，特别是退休金计划，对于像中国这样贫困的国家来说，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全面的且花费巨大的。”
除了此项金融福利，还有其他经济和非经济的福利服务存在：医疗保育、幼儿园、学校教育、诊所、医院、图书馆、电影院、食堂等。在一些情况下，福利还延伸到了帮助调解家庭纠纷、促进计划生育与和谐的服务领域。这些福利服务的开支必须涵盖到每个国有企业，他们并不对生产利润或损失负责，而由国家为其赤字买单；这意味着国家间接支付他们的福利成本。这些高成本的福利计划只能在“高就业、高福利、低工资”的政府政策下才能维持。办法是利用对职工一视同仁的福利待遇补充工人的低工资。国家为补偿企业的损失提供补贴，或者提高公社农产品的价格。为了维持稳定的生活标准，国家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补贴。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福利待遇主要集中在城市。换句话说，福利商品仅是对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或国有职工的补偿（城市户口制度是城市的人口登记制度，以区别城市登记居民与农村登记居民）。这意味着终生就业、免费医疗和退休金政策不包括占总人口80 010的农村人口在内。
改革前的福利政策始终由城市工人享有或许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尽管在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农民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世界观，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以及城市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的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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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福利发展是受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进程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的( Leung，1994)。它以传统实践和社会主义观念相融合为特点，即，1949年之后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结合了家族主义、仁爱、孝顺、等级和官僚管理的中国文化根源与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传统上，家庭、家族和血缘关系作为对个人在困境和伤残时期援助的福利来源起作用。国家的作用是为这种以家庭中心的福利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Howe，1971)。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结构相对复杂。欧洲和北美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突、生产资料和国家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协商，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主要是对“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意义深远的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做准备”的反映( Selden&You，1997: 1657)。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含义宽泛，涵盖了所有的结构安排：充分就业、收入均衡、控制定价、社会保障、岗位津贴、医疗服务、住房和所有补贴，旨在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合适的福利和保障，满足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幸福需求。令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福利的学者吃惊的也许是，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社会福利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福利标准还比较低，但是却享有了最广泛的福利服务( Selden&You，1997：1657)：
原先受益人接受了最广泛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福利范围，包括了大量的退休抚恤金、免费医疗保健、资助病残。这项计划的前提是全体城市工人和其他国有部门工人的终生就业。一些学者，例如Leung和Nann (1995: 61)甚至进一步表明“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与西方先进的福利国家相比，提供了一个最广泛、慷慨的福利范围。”
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劳动保险条例仍然在1951年颁布。条例表明了政府在国家建设和经济恢复过程中想要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支持的决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保障计划代表了对社会福利的前所未有的法令承诺和干预” ( Leung，1994: 343)。
与一些西方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在相对较高水平上管理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是以分散的形式、基本上是以基层单位为基础的。①每个个体单位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我管理和自筹资金的“小型福利国家”。尤其在国有企业( SOEs)福利计划更为广泛，包括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各种津贴（住房、食品、运输、独生子女、探亲等）、疾病、生育、工伤、残疾、死亡和退休。在残疾、死亡或退休的情况下，职工家属中的一人，妻子或者达到工作年龄的长子、长女，可以在同一家或另一家企业就业作为“补偿”。这些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的福利待遇的确很慷慨。如Selden和You指出(1997：1657-1658)，“全体城市工人，尤其是国有职工享有的全部待遇，特别是退休金计划，对于像中国这样贫困的国家来说，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全面的且花费巨大的。”
除了此项金融福利，还有其他经济和非经济的福利服务存在：医疗保育、幼儿园、学校教育、诊所、医院、图书馆、电影院、食堂等。在一些情况下，福利还延伸到了帮助调解家庭纠纷、促进计划生育与和谐的服务领域。这些福利服务的开支必须涵盖到每个国有企业，他们并不对生产利润或损失负责，而由国家为其赤字买单；这意味着国家间接支付他们的福利成本。这些高成本的福利计划只能在“高就业、高福利、低工资”的政府政策下才能维持。办法是利用对职工一视同仁的福利待遇补充工人的低工资。国家为补偿企业的损失提供补贴，或者提高公社农产品的价格。为了维持稳定的生活标准，国家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补贴。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福利待遇主要集中在城市。换句话说，福利商品仅是对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或国有职工的补偿（城市户口制度是城市的人口登记制度，以区别城市登记居民与农村登记居民）。这意味着终生就业、免费医疗和退休金政策不包括占总人口80 010的农村人口在内。
改革前的福利政策始终由城市工人享有或许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尽管在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农民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世界观，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以及城市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的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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