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立场的。第二，尽管毛泽东自己赞成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平衡发展，①但国家发展初期的重点是放在工业上。这也是由于冷战和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的残酷现实决定的。因此，中国发展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最初目标不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抵制西方封锁，通过农民／工人革命战胜国际资本主义的目标被建设一个现代军事／工业强国的目标所取代。
农村人口的福利结构是以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的框架为基础的，只为那些缺乏自理能力或家庭帮助的人提供粮食、衣物和住房。早在1958年在农村公社和合作社建立的“五保户”②制度的目的就是为那些主要依靠外界资助的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
20世纪60和7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它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个有效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民的条件，它包含了许多具有价值和创新性的特征：(1)它着重强调了预防大于治疗的医疗服务；(2)它动员人民实行预防医学健康运动；(3)医疗保健服务甚至进入了偏远山区；(4)它消耗了相对较大比例的国家资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在中国每10万人的西医人数是印度的2.5倍，村级医护人员数量是印度的4.5倍( UNDP，1990)。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约85%的村庄有卫生所（站），每个卫生所有一名或多名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即“赤脚医生”，以确保大多数农村人口接受基本和必要的医疗服务，并帮助和建议他们预防疾病(IDS，1995③)。赤脚医生是初级的，是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框架的基础。最高级别是公社和县城提供的服务，这是初级服务无法提供的：专科医疗、孕产妇和儿童保健、防疫治疗等。根据IDS政策简介(1995)，如此健全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赢得了国际赞赏：
中国制度说明了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可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在制订初级卫生保健概念时大量借鉴了中国模式，初级卫生保健概念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打下了基础。
关注初级卫生保健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改善了营养水平，减少了许多严重疾病的发生。
另外，根据Titmuss的表述，中国福利结构的双轨制，对于国有部门和城市人口来说，是以制度方法为基础的，例如退休金；在农村地区，是以后续资助为基础的，只有在家庭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分配社会资源（Titmuss，在Selden&You，1997中引述）。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福利主要基于法律授权，中国的福利实践需要道义上的责任和集体的赞助人委托人关系，如同Leung所说的，与家族或宗族为每个成员的一切社会和经济需求承担责任的传统模式相似( Leung，1994)。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国家制订了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使医疗保健覆盖到所有地区、保护全体人民不受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和老年赤贫损害的政策。在革命的中国时期，“铁饭碗”制度以及工人阶级享有的其他社会福利权利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也对生产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社会权利代表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是比西方在法律上正式提出的“民权”更为重要的一种权利。
人类发展指标，例如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经常被认为是表明社会福利发展真实程度的最可靠信息。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 UNDP，1990)，中国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02大幅度下降到1970年的98。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World Bank，1981)的陈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均国民收入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类似，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比大部分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好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79年的64岁，世界银行认为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是相当高的。
然而，国家主导的福利发展不是没有问题：“经济增长减慢，公共预算无法控制，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需求无法满足。”( Wong，1994: 308)计划体制也造成了某些需求商品长期匮乏、资源误置和浪费。与许多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中国尤其在城市，高成本的福利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变化之前就开始了；因此，这个针对小部分劳动者的“发达”体制的各种福利权利，例如退休金，以中国经济的基础和水平来看是很难维持长远的( Selden&You，1997)。在早期的几十年里，城市工人的国家资助福利计划与地方和公社的自力更生福利结构方法，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许多工业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村剩余和福利累积的基础之上的。此外，高福利政策也导致了可观的政治控制和人权妥协。
社会主义市场化：提高社会福利？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两种选择之间抉择：一是继续为相对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奋斗；一是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全球化进程。毛泽东之后务实的领导阶层意识到，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行政和经济体制呆板等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为了找到补救措施，他们决定采取市场的方法。
毛泽东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经济增长，通常以“社会”或“人的”优先权为代价。现代技术协助下的无限经济扩张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政府逐渐发现公共部门和社会义务是自由市场运行的负担。
在邓小平“猫理论”①的口号下，政府迅速改变了之前的政治重心，变为经济实效主义优先。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类型相对于之前二十几年（1957 - 1976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1978年12月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毛泽东之后的领导层开始进行广泛的政策转变和体制改革。
市场改革思想强调个人富裕、个体进步、市场刺激和经济利润，遇到了诸如“社会的”（社会本身的范畴）和个人的幸福和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
“全球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产阶级稳定”理论
首先，改革在理论上由“全球化观点”支撑。全球化观点主张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把经济融人到国际市场中。技术、生产力和贸易逐渐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必不可少因素。按照这个发展思想，全国劳动力被迫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每组成员接受不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根据全球化观点，决策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层次结构中的经济流动性需要更高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中国必须与资本主义市场建立更多联系并通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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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的福利结构是以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的框架为基础的，只为那些缺乏自理能力或家庭帮助的人提供粮食、衣物和住房。早在1958年在农村公社和合作社建立的“五保户”②制度的目的就是为那些主要依靠外界资助的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
20世纪60和7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它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个有效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民的条件，它包含了许多具有价值和创新性的特征：(1)它着重强调了预防大于治疗的医疗服务；(2)它动员人民实行预防医学健康运动；(3)医疗保健服务甚至进入了偏远山区；(4)它消耗了相对较大比例的国家资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在中国每10万人的西医人数是印度的2.5倍，村级医护人员数量是印度的4.5倍( UNDP，1990)。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约85%的村庄有卫生所（站），每个卫生所有一名或多名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即“赤脚医生”，以确保大多数农村人口接受基本和必要的医疗服务，并帮助和建议他们预防疾病(IDS，1995③)。赤脚医生是初级的，是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框架的基础。最高级别是公社和县城提供的服务，这是初级服务无法提供的：专科医疗、孕产妇和儿童保健、防疫治疗等。根据IDS政策简介(1995)，如此健全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赢得了国际赞赏：
中国制度说明了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可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在制订初级卫生保健概念时大量借鉴了中国模式，初级卫生保健概念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打下了基础。
关注初级卫生保健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改善了营养水平，减少了许多严重疾病的发生。
另外，根据Titmuss的表述，中国福利结构的双轨制，对于国有部门和城市人口来说，是以制度方法为基础的，例如退休金；在农村地区，是以后续资助为基础的，只有在家庭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分配社会资源（Titmuss，在Selden&You，1997中引述）。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福利主要基于法律授权，中国的福利实践需要道义上的责任和集体的赞助人委托人关系，如同Leung所说的，与家族或宗族为每个成员的一切社会和经济需求承担责任的传统模式相似( Leung，1994)。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国家制订了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使医疗保健覆盖到所有地区、保护全体人民不受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和老年赤贫损害的政策。在革命的中国时期，“铁饭碗”制度以及工人阶级享有的其他社会福利权利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也对生产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社会权利代表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是比西方在法律上正式提出的“民权”更为重要的一种权利。
人类发展指标，例如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经常被认为是表明社会福利发展真实程度的最可靠信息。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 UNDP，1990)，中国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02大幅度下降到1970年的98。按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World Bank，1981)的陈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均国民收入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类似，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比大部分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好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79年的64岁，世界银行认为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是相当高的。
然而，国家主导的福利发展不是没有问题：“经济增长减慢，公共预算无法控制，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需求无法满足。”( Wong，1994: 308)计划体制也造成了某些需求商品长期匮乏、资源误置和浪费。与许多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中国尤其在城市，高成本的福利进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变化之前就开始了；因此，这个针对小部分劳动者的“发达”体制的各种福利权利，例如退休金，以中国经济的基础和水平来看是很难维持长远的( Selden&You，1997)。在早期的几十年里，城市工人的国家资助福利计划与地方和公社的自力更生福利结构方法，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许多工业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村剩余和福利累积的基础之上的。此外，高福利政策也导致了可观的政治控制和人权妥协。
社会主义市场化：提高社会福利？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两种选择之间抉择：一是继续为相对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奋斗；一是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全球化进程。毛泽东之后务实的领导阶层意识到，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行政和经济体制呆板等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为了找到补救措施，他们决定采取市场的方法。
毛泽东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经济增长，通常以“社会”或“人的”优先权为代价。现代技术协助下的无限经济扩张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政府逐渐发现公共部门和社会义务是自由市场运行的负担。
在邓小平“猫理论”①的口号下，政府迅速改变了之前的政治重心，变为经济实效主义优先。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类型相对于之前二十几年（1957 - 1976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1978年12月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毛泽东之后的领导层开始进行广泛的政策转变和体制改革。
市场改革思想强调个人富裕、个体进步、市场刺激和经济利润，遇到了诸如“社会的”（社会本身的范畴）和个人的幸福和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
“全球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产阶级稳定”理论
首先，改革在理论上由“全球化观点”支撑。全球化观点主张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把经济融人到国际市场中。技术、生产力和贸易逐渐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必不可少因素。按照这个发展思想，全国劳动力被迫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每组成员接受不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根据全球化观点，决策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层次结构中的经济流动性需要更高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中国必须与资本主义市场建立更多联系并通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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