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过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增加内部积累，期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外部联系能够巩固统治阶层并促进内部扩张。他们认为，快速工业化必须通过为全球资本家和跨国公司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及减少福利成本去吸引国外投资：结果，资本和劳动力的权力关系日益失衡。
支持改革的另一重要理论论据是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社会及其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据试图建立一个重新解读的理论框架：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需要至少100年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北京周报》1997年8月25 - 31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了应采取一个灵活、实用、非意识形态的发展战略，包括使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
支持经济市场化的邓小平领导层主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从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而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虽然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领域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仍然没能使中国摆脱旧社会的遗骸和束缚。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他们主张“历史决定了，在一般历史观点看来必须在资本主义阶段准备好的许多条件，必须继续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准备。”( Lu，1983：22)
按照邓小平的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使国家和人民富裕的基本目标，而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目标。”( Ogden，1996：655)社会主义发展的含义被重新定义为强硬的经济主义形式，目标是“实现一个‘务实的’、向当前现实要求调整的改革。” ( Dirlik，1989：32)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曾经有一个头版的评论：“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因此我们选择了活力和效率”。①这个口号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进一步阐释为“旧体制的过时概念”应当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让路。②很明显，按照这个思想，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应当在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之前。
改革派知识分子从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发，利用“中产阶级稳定”的理论指出这些国家更为相同，“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存在（占总人口的40），而富人和穷人只占总人口非常小的比例”；“当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是中等水平的时候，社会结构是稳定的。”( Li，1997: 48)为了“创造”一个中产阶级，改革计划要求一个具有各种市场诱因的新经济体制的发展，例如给私营企业很大自由的经济特区的建立。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思想意识的转变，反映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巨大不同。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思想、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被强调个人富裕和私人财富的思想所取代，认为毛泽东的福利方法“不能鼓励生产力和刺激工作”；社会福利责任必须是分散的、多元化的、深入社会各个部门的( Leung，1994)。但是，如Davis所述，尽管去集体化和私有化似乎减少了农村和城市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意识形态和行政上的转变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Davis，1989)
转向经济第一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还在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观念。之前的平等主义和以需求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被批评为“大锅饭”——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视同仁的保障制度，例如工作、退休金、医疗保健等，被谴责为“铁饭碗”——市场改革的障碍。因此，市场改革随后重组了企业，改变了福利和退休金制度。
为了避免国家成为社会的“依赖”和抑制人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国家不再干预福利。据报道，国家仅为医院医疗总开支的14%提供资金，其余资金只能源自于对病人的收费（《明报》1992年1月22日）。这意味着职工不得不自己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从1978年到1991年，职工医疗开支从32亿元上升到190亿元。
除了医疗改革，国家还出台了一些与个人福祉直接相关的严苛改革。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例如解雇、招聘、合同就业和破产，旨在减少公众“负担”、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工作刺激。截止到1992年，合同工的数量达到了2500万，占职工总数的16 010（《北京周报》1993年3月8-14日：40）。据预测（《明报》1992年6月21日），这个数字到2000年将达到50%，2010年将进一步增长到95%。这些改革行动代表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完全的国家和雇主责任和义务的福利模式转变为与许多西方工业国家相似的模式。
毛泽东之后的福利改革并没有减少在毛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农村和城市的福利不平等。相反，福利改革的结果，在许多方面给农村人口负担自己的福利和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压力。社会福利改革实际上增大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社会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差距，以及农村贫、富居民在教育、退休金、生活费和医疗保健上的差距( Davis．1989)。
自从经济市场化废除了公社和生产队合作体制之后，个体户成为了基本经济生产单位。改革极大地削弱了以互相帮助为基础的集体福利和保障的功能，增大了农村的收入不平等( Leung，1990)。现在由家庭对其成员的保护和幸福承担全部责任。
在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之前，80%的生产队（更不用说公社级别）有某种形式的合作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了大约农村人口的85%( World Bank，1984)。而在今天，这个体系可能不存在了。各种激进的市场改革的结果是，村或镇医疗机制——农村合作保险体制，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和发展中国家的范例——实际上崩溃了。赤脚医生也在市场改革之后遭受了农村医疗保健开支的大幅度缩减以及县医院与村诊所陷入的财政危机。
1987年一个全国调查表明，在农村67. 5%的老年人由其子女提供经济资助，26%由带薪工作、5 010由其配偶、其余的(1.3%)由家族或者国家／集体提供（《北京周报> 1988年1 1月14 -20日）。农村老年人的未来是相当糟糕的，因为一方面，沿海富裕省份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到城市以便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缩小了家庭规模，同时也减少了老年人可依赖的资源和机会。
因此，在改革时期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经济显著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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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改革的另一重要理论论据是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社会及其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据试图建立一个重新解读的理论框架：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需要至少100年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北京周报》1997年8月25 - 31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了应采取一个灵活、实用、非意识形态的发展战略，包括使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
支持经济市场化的邓小平领导层主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从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而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虽然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领域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仍然没能使中国摆脱旧社会的遗骸和束缚。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他们主张“历史决定了，在一般历史观点看来必须在资本主义阶段准备好的许多条件，必须继续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准备。”( Lu，1983：22)
按照邓小平的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使国家和人民富裕的基本目标，而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目标。”( Ogden，1996：655)社会主义发展的含义被重新定义为强硬的经济主义形式，目标是“实现一个‘务实的’、向当前现实要求调整的改革。” ( Dirlik，1989：32)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曾经有一个头版的评论：“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因此我们选择了活力和效率”。①这个口号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进一步阐释为“旧体制的过时概念”应当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让路。②很明显，按照这个思想，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应当在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之前。
改革派知识分子从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发，利用“中产阶级稳定”的理论指出这些国家更为相同，“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存在（占总人口的40），而富人和穷人只占总人口非常小的比例”；“当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是中等水平的时候，社会结构是稳定的。”( Li，1997: 48)为了“创造”一个中产阶级，改革计划要求一个具有各种市场诱因的新经济体制的发展，例如给私营企业很大自由的经济特区的建立。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思想意识的转变，反映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巨大不同。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思想、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被强调个人富裕和私人财富的思想所取代，认为毛泽东的福利方法“不能鼓励生产力和刺激工作”；社会福利责任必须是分散的、多元化的、深入社会各个部门的( Leung，1994)。但是，如Davis所述，尽管去集体化和私有化似乎减少了农村和城市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意识形态和行政上的转变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Davis，1989)
转向经济第一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还在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观念。之前的平等主义和以需求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被批评为“大锅饭”——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视同仁的保障制度，例如工作、退休金、医疗保健等，被谴责为“铁饭碗”——市场改革的障碍。因此，市场改革随后重组了企业，改变了福利和退休金制度。
为了避免国家成为社会的“依赖”和抑制人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国家不再干预福利。据报道，国家仅为医院医疗总开支的14%提供资金，其余资金只能源自于对病人的收费（《明报》1992年1月22日）。这意味着职工不得不自己支付更高的医疗费用：从1978年到1991年，职工医疗开支从32亿元上升到190亿元。
除了医疗改革，国家还出台了一些与个人福祉直接相关的严苛改革。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例如解雇、招聘、合同就业和破产，旨在减少公众“负担”、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工作刺激。截止到1992年，合同工的数量达到了2500万，占职工总数的16 010（《北京周报》1993年3月8-14日：40）。据预测（《明报》1992年6月21日），这个数字到2000年将达到50%，2010年将进一步增长到95%。这些改革行动代表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完全的国家和雇主责任和义务的福利模式转变为与许多西方工业国家相似的模式。
毛泽东之后的福利改革并没有减少在毛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农村和城市的福利不平等。相反，福利改革的结果，在许多方面给农村人口负担自己的福利和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压力。社会福利改革实际上增大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社会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差距，以及农村贫、富居民在教育、退休金、生活费和医疗保健上的差距( Davis．1989)。
自从经济市场化废除了公社和生产队合作体制之后，个体户成为了基本经济生产单位。改革极大地削弱了以互相帮助为基础的集体福利和保障的功能，增大了农村的收入不平等( Leung，1990)。现在由家庭对其成员的保护和幸福承担全部责任。
在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之前，80%的生产队（更不用说公社级别）有某种形式的合作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了大约农村人口的85%( World Bank，1984)。而在今天，这个体系可能不存在了。各种激进的市场改革的结果是，村或镇医疗机制——农村合作保险体制，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和发展中国家的范例——实际上崩溃了。赤脚医生也在市场改革之后遭受了农村医疗保健开支的大幅度缩减以及县医院与村诊所陷入的财政危机。
1987年一个全国调查表明，在农村67. 5%的老年人由其子女提供经济资助，26%由带薪工作、5 010由其配偶、其余的(1.3%)由家族或者国家／集体提供（《北京周报> 1988年1 1月14 -20日）。农村老年人的未来是相当糟糕的，因为一方面，沿海富裕省份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到城市以便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缩小了家庭规模，同时也减少了老年人可依赖的资源和机会。
因此，在改革时期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经济显著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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