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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1999年8月,朱镕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2000年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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