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回归弗洛伊德”或回归主体的真理
拉康的理论冒险是以“回归弗洛伊德”这句响亮的口号而著称于世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弗洛伊德最初创立精神分析学的阶段；第二是“自我心理学”派对弗洛伊德的遗忘或压抑的阶段；第三就是拉康自己“回归弗洛伊德”的阶段。对拉康来说，“回归弗洛伊德”是这样一种不懈的努力：通过重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把弗洛伊德的思想真谛从后世作者堆积其上的陈腐注解和平庸阐释的枯枝败叶中重新发掘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就是对弗洛伊德的意义的回归”。(注：Lacan,@①crits:A selection,P.117.)
拉康在1955年11月7日于维也纳神经—精神病医院所作的题为《弗洛伊德的事业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的精彩报告(注：马尔科姆·鲍伊称之为一种极端优秀的文学表演，“在这篇论文中，那本应以常规形式出现的理论姿态，发现它们自己被用一种超载的和加剧的夸张法重新表现了出来”。见马尔科姆·鲍伊：《拉康》，牛宏宝、陈喜贵译，昆仓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26页。)中，称维也纳为弗洛伊德作出堪称哥白尼式认识革命的对无意识发现的永恒之地，“由于这个发现，人的真正中心不再是在整个人道主义传统为它指定的地方了。”(注：Lacan,@①crits:A selection,P.114.)也就是说，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发现表明，人的中心不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意识的自我，而是拉康所谓的无意识的主体——此主体有时但并不总是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id)相对应。
为说明这一点，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格言：“Wo Es war,soll Ich werden”(这是弗氏在1932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三章的结尾部分谈到分析者未有尽期的工作时所说的)进行了重新诠释。在拉康看来，这句格言标准版的英译和法译在理解上都错了，前者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译为“Where the id was,there the ego shall be(本我所在之处，自我也应到场)”，后者由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译为“Lemoi doit déloger le ca(自我必取本我而代之)”。这两种翻译所表达的意思都是自我取代本我，即本我的狂野未驯的能量逐渐被自我的组织所兼并。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在说到他1920年后的理论模型(即本我—自我—超我)时总是使用名词“das Es(the it)”和“das Ich(the I)”，前者指本我(the id)，后者指自我(the ego)。然而在这句格言中，弗洛伊德却一反习惯的做法，去掉了定冠词“das”而使用了简单的代词“Es(it)”和“Ich(I)”。因此按拉康的说法，考虑到弗洛伊德严谨的风格，他不如此写这几个词就使这句话有了特别的意味。于是，通过分析，拉康将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改译为：“在它所在的地方……这是我的责任，我应当在那儿生成(come to being)”。(注：Ibid,p.129.)拉康的翻译可以理解为：在无意识主体所存在的地方，“我”作为主体必须从那儿生成。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有关“我”(le je)和“自我”(le moi)如何区分或重迭的语法概念，而是一个在存在层面而非自我意识层面的一个过程，即主体“我”在无意识中的生成。换言之，这里包含着一个具有道德律令的非人性的“它”的形式到人格性的“我”的运动。我必须在“它”所在或统治的地方成为我，僭取“它”的位置；我必须作为主体出现在那里，为无意识承担起责任。因为在拉康看来，“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主体位置负责。”(注：Lacan,“Science and Truth,”Newslet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 3(1989):7.)
拉康不厌其烦地对弗洛伊德的这句话重新加以解读，其目的无非是想要表明他所倡导的“回归弗洛伊德”的方向：即回到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基本发现，在那里去探寻主体的真理。因此，他特别强调“无意识的真正主体和由一系列异化的认同构成其核心的自我之间的基本区别”。(注：Ibid,p.128.)正是这一强调使他站到了“将自我置于视野中心”的在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居主导地位的自我心理学派的对立面。不过应当说，拉康与自我心理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弗洛伊德本人前后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争夺弗洛伊德遗产继承权的斗争，即关于回归哪一个弗洛伊德的斗争。
弗洛伊德在早期的《梦的解析》、《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及《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联》等作品中，提出了描述他所发现的心理三区的第一套理论模型：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无意识作为与前意识—意识系统相对的独立系统居于核心地位。弗洛伊德着力从梦、遗忘、误记、失言或笔误、玩笑、病征以及言行癖习等日常生活现象中探索无意识心理机制，指出压缩和移置为无意识思想的初级过程。自我分裂为无意识和意识，不再是自己心理宅邸的主人，无意识的存在使人的主体性彻底地去中心化。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对于传统自主的自我观念的打击并不亚于哥白尼革命对地心说、达尔文革命对人类中心的幻觉的打击。然而遗憾的是，在其后来的思想演变中，弗洛伊德逐渐脱离了他的第一套理论模型及其对无意识的兴趣。当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他的第二套理论模型(本我—自我—超我)时，自我开始成为意识的主体，并且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尽管弗洛伊德保留了无意识的概念，把它作为制约和干扰意识思想和行为(从而使自我成为它自己宅邸的备受牵累的主人)的隐蔽力量，但自我基本上被看成是介入本能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之间的意识的行动者。结果，弗洛伊德的后期思想压抑了他自己的天才发现，而他的那些所谓“忠实”的追随者根据其后期思想而将无意识实在化(将其视为被压抑的本能)的做法，根本上就忽视了弗洛伊德早期思想隐含的洞见。拉康认为，当弗洛伊德后来试图根据他那个时代的生物学隐喻来解释无意识时，他陷入了迷误之中。其实，弗洛伊德在早期著作中将无意识与语言和象征联系起来就已正确地指明了通往无意识的道路，我们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便必能通达无意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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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在1955年11月7日于维也纳神经—精神病医院所作的题为《弗洛伊德的事业或在精神分析学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的精彩报告(注：马尔科姆·鲍伊称之为一种极端优秀的文学表演，“在这篇论文中，那本应以常规形式出现的理论姿态，发现它们自己被用一种超载的和加剧的夸张法重新表现了出来”。见马尔科姆·鲍伊：《拉康》，牛宏宝、陈喜贵译，昆仓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26页。)中，称维也纳为弗洛伊德作出堪称哥白尼式认识革命的对无意识发现的永恒之地，“由于这个发现，人的真正中心不再是在整个人道主义传统为它指定的地方了。”(注：Lacan,@①crits:A selection,P.114.)也就是说，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发现表明，人的中心不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意识的自我，而是拉康所谓的无意识的主体——此主体有时但并不总是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id)相对应。
为说明这一点，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格言：“Wo Es war,soll Ich werden”(这是弗氏在1932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三章的结尾部分谈到分析者未有尽期的工作时所说的)进行了重新诠释。在拉康看来，这句格言标准版的英译和法译在理解上都错了，前者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译为“Where the id was,there the ego shall be(本我所在之处，自我也应到场)”，后者由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译为“Lemoi doit déloger le ca(自我必取本我而代之)”。这两种翻译所表达的意思都是自我取代本我，即本我的狂野未驯的能量逐渐被自我的组织所兼并。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在说到他1920年后的理论模型(即本我—自我—超我)时总是使用名词“das Es(the it)”和“das Ich(the I)”，前者指本我(the id)，后者指自我(the ego)。然而在这句格言中，弗洛伊德却一反习惯的做法，去掉了定冠词“das”而使用了简单的代词“Es(it)”和“Ich(I)”。因此按拉康的说法，考虑到弗洛伊德严谨的风格，他不如此写这几个词就使这句话有了特别的意味。于是，通过分析，拉康将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改译为：“在它所在的地方……这是我的责任，我应当在那儿生成(come to being)”。(注：Ibid,p.129.)拉康的翻译可以理解为：在无意识主体所存在的地方，“我”作为主体必须从那儿生成。在这里，至关重要的不是有关“我”(le je)和“自我”(le moi)如何区分或重迭的语法概念，而是一个在存在层面而非自我意识层面的一个过程，即主体“我”在无意识中的生成。换言之，这里包含着一个具有道德律令的非人性的“它”的形式到人格性的“我”的运动。我必须在“它”所在或统治的地方成为我，僭取“它”的位置；我必须作为主体出现在那里，为无意识承担起责任。因为在拉康看来，“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主体位置负责。”(注：Lacan,“Science and Truth,”Newslet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 3(1989):7.)
拉康不厌其烦地对弗洛伊德的这句话重新加以解读，其目的无非是想要表明他所倡导的“回归弗洛伊德”的方向：即回到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基本发现，在那里去探寻主体的真理。因此，他特别强调“无意识的真正主体和由一系列异化的认同构成其核心的自我之间的基本区别”。(注：Ibid,p.128.)正是这一强调使他站到了“将自我置于视野中心”的在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居主导地位的自我心理学派的对立面。不过应当说，拉康与自我心理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弗洛伊德本人前后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争夺弗洛伊德遗产继承权的斗争，即关于回归哪一个弗洛伊德的斗争。
弗洛伊德在早期的《梦的解析》、《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及《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联》等作品中，提出了描述他所发现的心理三区的第一套理论模型：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无意识作为与前意识—意识系统相对的独立系统居于核心地位。弗洛伊德着力从梦、遗忘、误记、失言或笔误、玩笑、病征以及言行癖习等日常生活现象中探索无意识心理机制，指出压缩和移置为无意识思想的初级过程。自我分裂为无意识和意识，不再是自己心理宅邸的主人，无意识的存在使人的主体性彻底地去中心化。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对于传统自主的自我观念的打击并不亚于哥白尼革命对地心说、达尔文革命对人类中心的幻觉的打击。然而遗憾的是，在其后来的思想演变中，弗洛伊德逐渐脱离了他的第一套理论模型及其对无意识的兴趣。当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他的第二套理论模型(本我—自我—超我)时，自我开始成为意识的主体，并且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尽管弗洛伊德保留了无意识的概念，把它作为制约和干扰意识思想和行为(从而使自我成为它自己宅邸的备受牵累的主人)的隐蔽力量，但自我基本上被看成是介入本能的本我和社会的超我之间的意识的行动者。结果，弗洛伊德的后期思想压抑了他自己的天才发现，而他的那些所谓“忠实”的追随者根据其后期思想而将无意识实在化(将其视为被压抑的本能)的做法，根本上就忽视了弗洛伊德早期思想隐含的洞见。拉康认为，当弗洛伊德后来试图根据他那个时代的生物学隐喻来解释无意识时，他陷入了迷误之中。其实，弗洛伊德在早期著作中将无意识与语言和象征联系起来就已正确地指明了通往无意识的道路，我们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便必能通达无意识的真理。
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没能在他对无意识结构的发现上深入下去，是因为他受时代所限而缺乏有效的知识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于是，借助结构语言学等其他思想资源来破解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所蕴含的真理之谜，就成为拉康“回归弗洛伊德”的当然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回归是一种“迂回”，这是通过了瓦隆、黑格尔、海德格尔、科耶夫、索绪尔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思想重镇的漫长的迂回之路后而实现的回归。这就要求我们对拉康的口号作出辩证的理解。拉康的权威传记作者、精神分析学家伊丽莎白·洛蒂奈丝珂(Elisabeth Roudinesco)在论及科耶夫对拉康的影响时指出，“……在科耶夫的话语中，拉康发现了对某种创始性的思想作出新的解释的才能。从科耶夫那里，他学会了使弗洛伊德的文本说 《拉康：“回归弗洛伊德”或回归主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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