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
如金代李杲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践,形成其独创的见解,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元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源。这种认识对后世中医学颇具影响。
再以物理学为例,虽然它是与手工业有更多联系的学科,可是元气论也不仅使它对物质本源的研究取得一定成就,而且对一些物理现象的阐释也产生过积极意义,诸如静电、静磁现象,热的传导与辐射,声的传播机制等等都是。至于张载、王夫之的元气说里,关于“气”和“形”的总和是不生不灭的认识,应当讲是蕴含着物质不灭、甚至能量不灭的思想萌芽的。
对照中国古代与西方在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的自然观、方法论,并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科学体系结构;再审视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分化,向微观、纵深推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近一、二十年又不断地向着宏观、交叉、复合、综合、集成的方向发展,而且综合似乎比分化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与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行为科学等等,都在向着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也不断加强。这种情况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有机宇宙观、辩证逻辑与原子论、形式逻辑相结合的迫切必要性。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在这方面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他把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理论与技术以及现代数学结合起来,建立了数学机械化的新分支,并且预言,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必将因此而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未来的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五)官办为主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另一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事业大多为官办,相当多的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官吏臣僚,这从一些历史史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科学史家也从史料的分析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综察史实,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八世纪早期,在僧一行与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指导下进行的子午线的测量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次测量的范围南到交州、北至铁勒,至少有2000多公里长。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从丝绸、官窑瓷器、盐业、炼铁、大型船舶的建造、从万里长城直到皇宫寝殿的修筑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察见其端倪。《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更足以窥其底蕴。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我统计了从先秦至明清期间的74位,其中69%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而且不论数学、天文、医学、农学乃至理性、生物、地理都有这样的情况。
著名科学史学李约瑟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我们觉得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科学都相对具有‘官办’性质”。他举例说: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并且还分析说:“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其部分原因,几乎各个朝代的作坊为国家所有。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在某些朝代,如西汉盐业及炼铁业等大多数具有先进技术的行业都为国家所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现象,一些技师是追随某个显赫官员个人的食客。”
我们进一步分析官办科技的原因,可以这样来看: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或经历调整社会关系阶段,统治阶级的施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历史上或多或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士”必然为其所用。统治阶级为了治国安民,巩固其统治,也为了满足他们本身骄奢极欲的生活和寻求上天保佑、长生不死的梦想,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生产的发展和天时地利的情势,追求好的保健、医疗手段与观赏玩乐、享受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这样也就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必须组织一批“士”为实现其目的服务,而传统一经形成,在封建社会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沿袭下去,从而形成我国古代科技官办为主的特征。上述情况与西方同时期相比,更可见其差异。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文化全由教会把持,知识分子概为神职人员,数量甚少,受教育面也有局限。在希腊城邦里出现的科学家,是一些摆脱了社会环境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的科学成就往往是由个人进行着,多数与生产没有什么密切关系,更很少由政府来发挥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作用。文艺复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17世纪,一些学
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在科技活动中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在今天早已缩小,虽然因国情不同,在组织科技活动的方式上会有些区别,但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视不同内容、性质而以不同组织形式进行这应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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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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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物理学为例,虽然它是与手工业有更多联系的学科,可是元气论也不仅使它对物质本源的研究取得一定成就,而且对一些物理现象的阐释也产生过积极意义,诸如静电、静磁现象,热的传导与辐射,声的传播机制等等都是。至于张载、王夫之的元气说里,关于“气”和“形”的总和是不生不灭的认识,应当讲是蕴含着物质不灭、甚至能量不灭的思想萌芽的。
对照中国古代与西方在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的自然观、方法论,并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科学体系结构;再审视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分化,向微观、纵深推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近一、二十年又不断地向着宏观、交叉、复合、综合、集成的方向发展,而且综合似乎比分化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与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行为科学等等,都在向着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也不断加强。这种情况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有机宇宙观、辩证逻辑与原子论、形式逻辑相结合的迫切必要性。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在这方面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他把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理论与技术以及现代数学结合起来,建立了数学机械化的新分支,并且预言,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必将因此而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未来的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五)官办为主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另一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事业大多为官办,相当多的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官吏臣僚,这从一些历史史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科学史家也从史料的分析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综察史实,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八世纪早期,在僧一行与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指导下进行的子午线的测量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次测量的范围南到交州、北至铁勒,至少有2000多公里长。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从丝绸、官窑瓷器、盐业、炼铁、大型船舶的建造、从万里长城直到皇宫寝殿的修筑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察见其端倪。《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更足以窥其底蕴。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我统计了从先秦至明清期间的74位,其中69%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而且不论数学、天文、医学、农学乃至理性、生物、地理都有这样的情况。
著名科学史学李约瑟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我们觉得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科学都相对具有‘官办’性质”。他举例说: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并且还分析说:“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其部分原因,几乎各个朝代的作坊为国家所有。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在某些朝代,如西汉盐业及炼铁业等大多数具有先进技术的行业都为国家所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现象,一些技师是追随某个显赫官员个人的食客。”
我们进一步分析官办科技的原因,可以这样来看: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或经历调整社会关系阶段,统治阶级的施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历史上或多或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士”必然为其所用。统治阶级为了治国安民,巩固其统治,也为了满足他们本身骄奢极欲的生活和寻求上天保佑、长生不死的梦想,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生产的发展和天时地利的情势,追求好的保健、医疗手段与观赏玩乐、享受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这样也就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必须组织一批“士”为实现其目的服务,而传统一经形成,在封建社会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沿袭下去,从而形成我国古代科技官办为主的特征。上述情况与西方同时期相比,更可见其差异。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文化全由教会把持,知识分子概为神职人员,数量甚少,受教育面也有局限。在希腊城邦里出现的科学家,是一些摆脱了社会环境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的科学成就往往是由个人进行着,多数与生产没有什么密切关系,更很少由政府来发挥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作用。文艺复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17世纪,一些学
会、学院的建立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科学家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也有不少变动;18世纪又有了发展,一批科学中心十分活跃;到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有了更快的进步,科学团体与大学发挥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由官办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小的。
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在科技活动中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在今天早已缩小,虽然因国情不同,在组织科技活动的方式上会有些区别,但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视不同内容、性质而以不同组织形式进行这应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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