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

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有人说：“我国米谷价值之所以如此惨跌不已，皆由于无市场为之销售。外国市场固无我国米谷销行之余地，乃本国市场亦被外米所侵夺，实太可惜。”（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1932年广东“晚造新稻，自登场以后，因洋米竞销之故，市价陆续跌落，每担米所售之价，较之往年跌落一元至二元不等，约跌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五左右。不但跌价已也，因销场受洋米攘夺，亦日见滞蹙”（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4月。）。1932年以前各地商会尚未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但到1933年各地商会差不多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注：《商会联合会电呈府院请重征洋米入口税》，《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9版。）1933年8月25日湘、鄂、皖、豫、赣五省省政府主席联名电告中央，请求加征洋米进口税。接着安徽米商通电响应，谓农村经济凋敝，“揆厥原因，实由洋米倾销，谷价日贱所致”。同年上海杂粮业同业公会呈市政府文谓，1932年国内农产丰收，但因世界产量过剩，“米，麦、面粉，运入我国，争先恐后，跌价倾销，靡所底止，致粮价暴落，农商交困”（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中国银行报告书说，1934年农产歉收，大米本应大幅涨价，但因“仰光米价所涨无几，西贡米反见跌价，因之源源进口。湘米受其影响，故涨价较微”（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陈雅赓说湖南湘潭“往年仓库栉比，米袋塞途，近因洋米进口，倾销至武汉及长沙，国米销地，不但已为喧宾所夺，且以丰灾，价格日落”（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江苏徐州一带小麦向来销售与上海、无锡、天津、济南厂家，但30年代前期，因上述厂家购用洋麦，致使徐州一带小麦不仅跌价，而且滞销。徐州农村小麦跌价并丧失市场在全国并非特殊情形，苏北、山东、河北、陕西莫不如此。（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此外，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倾销茶叶、棉货，不仅同样导致同类国产品跌价，而且引起国产茶叶和棉货滞销。
　　最后，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产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农产品跌价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不等幅跌价方面，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过程中，农户遭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据计算，1930～1936年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差分别为4.4、19.2、28、35.5、27.8、18.1和10（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尤其是1932、1933、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因价格剪刀差影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物价波动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变动不及制造品来得快，所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关于这一点，物物交换率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27～1935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分别为99、102、98、85、72、64、62、54、60，从这个资料看，1927～1929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大致平衡，1928年甚至于中国有利，但自1930年起逐年递减，1934年最低，是年输入物价指数较1929年增加23%，输出物价指数较1929年减少32%，物物交换率减少44%，即1934年以同一数量农产品交换而得的输入品，比1929年减少44%，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换回所需要的工业品。（注：《上海物价年刊》（1934年），第10页；《上海物价年刊》（1935年），第11页。）
　　据张培刚研究，如以1931年为基期，则1932、1933、1934年全国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96.31、88.72和83.61。（注：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十三号，1935年7月1日。）以1932年为基期，1933至1936年上海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86、80、84、82（注：张培刚：《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实业部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民国二十六年四月。），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农产品购买力是逐渐下降的，农户必须出售更多的农产才能换回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
　　总之，由于中国农户已经相当程度地卷入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

期间，中国农民不仅要遭受农产品跌价的损失，而且还要蒙受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带来的损失。所以费维恺教授认为全国农产品“平均价格下降25%，而实际收入减少要小得多，可能仅为5%”的结论，应该颠倒过来，即农户所受价格损失如果是25%的话，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程度，不是比这个数字小得多，而是恰恰相反，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更何况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还要高于25%？总之，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固然受国内气候变化和政治形势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并因这种影响农户遭受了覆顶之灾。
　　　　　　二
　　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和农村破产原因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到对诸如农村金融枯竭、农家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等问题的解释。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经济危机深层的原因是近代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战乱、天灾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等仅仅是直接诱因。（注：向玉成：《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
　　严格地说，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无所谓危机与繁荣，它实际上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只不过在没有遭受特别沉重的外来打击时，尚能维持运转而已。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性质而非金融性质的危机（注：关于3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当时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所以称之为“白银危机”；有人认为由于进口多而出口少，导致贸易逆差扩大，30年代前期中国贸易平衡出现问题，所以是“贸易危机”。），它是中国内部半封建因素和半殖民地经济结构长期积累的矛盾，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下的总爆发。吴承明先生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国内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甚至消失，才是中国这场经济危机包括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又与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形态有密切关系。（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