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

7、29、126页。）本文赞同这种观点。
　　具体说来，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发展逻辑是：首先，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工业品相交换，农村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以致大约从19世纪后半期起，有些省份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入超，其后日趋严重。其次，从半封建因素对农业经营的限制看，中国农业经济基本上是小农经营，加上地租、高利贷、赋税和商业资本的多重剥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有利于农产品时，小农不能扩大经营规模，大量增加农产品贸易，从而不可能积累较多的资金以应付不测；而在工农业产品交换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时，无论是个体小农还是整个农村的应对举措，都只能是出售更多的农产品和缩减工业品购买量以及运出白银作抵补。最后，从30年代前期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看，虽然我们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和金融结构所造成的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但是，根本原因不等于主要原因、特定原因，本文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白银外流、出口市场萎缩等等，而不应仅仅把世界经济大危机看成一个诱发因素。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的战乱、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连年干旱和洪水等天灾人祸，加剧了农村经济危机的程度。
　　农村金融枯竭是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农户不但深受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而且告贷无门，金融枯竭成为当时农村中最为显著的经济现象，于是有的学者推而广之，把本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特定的经济现象——农村金融枯竭——当作整个近代都存在的现象。如有人在论述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时说：“近代中国货币沿着由乡村到都市、由通商大埠到金融机构的路线流通，农村的有限资金通过商业、赋税、地租、高利贷、储蓄等途径向通商都市汇聚，以至可供乡村流通之货币日渐枯竭”，并把农村金融枯竭视为中国近代乡村危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注：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拿20世纪30年代前期史料去说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有违历史事实。
　　由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地租赋税、地主城居、商业资本扩张和银行机构广泛设立等原因，农村现金的确是在不停地流向城市，所以，从逻辑上说，农村现金也总有流干的一天，从而出现金融枯竭。但是，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市和农村之间现金是不断流通和循环的，即流入到城市的资金又不断地通过钱庄、商行乃至银行，以贷款或实物的方式再次流回农村，虽然在这次循环中，农村和农民再次受到剥削，但却基本上满足了农村对资金的需求。
　　中国城市和乡村金融流转，有一定的规律：四、五、六三个月，茶叶、桑蚕和小麦上市；八、九、十三个月秋收，米、棉上市。在这六个月内，现金由城市流入内地，农户因出售农产而获得现金，农村金融赖以流动。在其余的六个月中，因为农户购买工业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交租纳息等，现金又流回城市。尽管这一流转过程中，有外国剥削中国，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不等价交换，但从较长的时段看，如果这个流转过程能大体顺利进行，农村金融则大体可以圆润。事实上，尽管近代中国农村总体上对城市入超，但除20世纪30年代前期外，并未形成农村金融枯竭。例如，据王方中先生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甚至直到20年代末，内地金融状况是比较好的”（注：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高利贷还不是十分猖獗，小农借贷也较为方便。以上海为例，1922～1931年由内地输入上海的现银分别为75159、76317、84677、94448、77684、85249、108069、114748、79413、96892干元，由上海输入内地现银分别为117216、170587、96256、145123、125352、170644、214242、159304、126150、149852千元，1922～1931年上海对内地分别入超38057、94270、11579、50675、47668、85395、106173、44556、46737、52960干元。（注：《12年来上海现银出入趋势》，《银行周报》第18卷第41期，1934年10月。）可见30年代以前，内地与上海资金流通中，内地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这是与该时期内地农村经济形势较好有关的。
　　但是30年代前期情况就不同了，“全国金融市场犹之循环系失去了输血，一方面回血管的作用亢进，一方面输血管的作用停止，血液自然就要淤积在心脏里，结果是脑充血。”（注：章乃器：《银行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第十六卷第十九号，1932年5月24日。）由于都市和农村之间，金融失其常态，现金大量流入上海：1932年内地输入上海现金达174720000元，由上海输入内地者30821

000元，内地对上海入超143899000元。1933年内地输入上海113146000元，上海输入内地者10264000元，内地对上海入超102882000元。（注：《12年来上海现银出入趋势》，《银行周报》第18卷第41期，1934年10月。）上海存银1927年底为1.42亿元，1931年底达2.66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1932年达4.38亿元，1933年底为5.47亿元，1934年5月止已达5.94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此后上海存银开始减少，但“中外银行库存的减少是由于白银外流，而且外流的速度比集中的还快”（注：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164页。）。银行家张公权估计全国二分之一的现金集中于上海，此外，还有大量现金集中于武汉、天津、广州等大城市。
　　之所以造成30年代前期内地现金集中上海，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先看前者。农产品跌价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对城市入超，据30年代著名学者张心一估计，由于农村日用品价格和粮食价格变动，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民购买力降低，仅1932和1933年两年，共从农村流出了5.5亿元的现金。（注：张心一：《1934年中国农业经济概况》，《中行月刊》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5年1月2日。）王方中先生的研究称，“据计算，仅从1930年至1936年进出口物价间的巨大剪刀差使我国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受损失将近50亿元。”（注：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从1867至1947年中国近代入超总值约为71亿海关两，1海关两等于1.558元，以此计算，则1930～1936年共入超32亿海关两，占近代入超总值45%，数额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再看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又非产银国，所需白银多赖国外进口，所以银价完全听命于国外。1928～1931年世界银价走低，对中国出口有利；但是从1932年开始，银价开始转涨。为摆脱经济危机，从1934年开始，美国实行《白银法案》，以高价向国外收购白银，1932～1935年世界银价上涨129.1%，中国白银外流数量高达4.25亿两。（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1934年6月各银行库存现银约5.8亿元，但年终只剩下3.3亿元。由于“白银政策”的影响，农村现银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集中。仅1934年一年“因美国收买白银，银价抬高的影响，由农村流到上海的现银约七千万之巨”（注：王承志：《银行资本在农村中的活动》，《经济评论》第2卷第5号，1935年5月。）。当代学者估计1931～1934年，上海存银中，至少有3.33亿元，系由内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