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

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第306、602页；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45970页。）第二，战乱主要发生在1930年以前，此后大部分地区较为平静。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了废苛减赋运动，虽然效果不是非常明显，但多少也遏止了增加的势头。
　　近代以来人地比例一直就处于失调状态，论者经常引用的材料是从1873年到1933年人口增加31%，而耕地仅增加1%。（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该材料是根据1622份人口资料，1532份耕地资料推算出来的，其可靠性学者们是有怀疑的，如珀金斯认为1918年耕地面积为13.56亿亩，1933年为14.71亿亩（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一般认为近代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年率在1%以下，又由于东北和西南的开发，人地关系可能没有如此紧张。再者，学者们虽然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缓慢，但粮食总产量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从统计上看，足以养活增长速度年均不到1%的中国人口”（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78、77页。）。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三十年代人地关系比从前发生实质性变化，突然发展到不足以养活中国人的地步。值得注意的倒是由于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和东北沦陷，进城务工农民、失业华侨大批返乡，加重了对土地的需求（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近代中国地权虽然变动不居，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集中，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分散，但学者们一般认为其总体上是趋于分散的。辛亥革命前后地权趋于集中，但其后一直到20年代中后期是趋于分散的，30年代前期地权再次趋于集中，民元到抗战前夕，农村地权变化并不十分剧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权变化主要发生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以后的30年代前期（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这更能说明问题。
　　灾荒更不是二三十年代的特有现象，当然，1927～1928年华北发生大旱、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

灾、1934年长江流域旱涝并发都对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是一个灾荒频发的国家，如1918年华北6省大旱，317个县几乎颗粒无收，50万人丧生。但是应该说20年代中期以前，灾荒对农村的打击比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小得多。
　　总之，赋税增加、人地比例失调、地权分配不均、灾荒频仍对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也有历史继承性，并且如果要分层次的话，灾荒对农村经济打击最大，田赋和摊派等苛捐杂税其次，其他更次之。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大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引起农产品价格跌价与购买力下降，农户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不但不能减少甚至还要增加，才是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农民卷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低层次扩展，加上地租和赋税等方面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农户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稍有风浪，就有可能遭受覆顶之灾，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证。并且，如何面对国际市场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课题，同时更是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仍然艰巨而遥远。
　　注释：
　　（15）吴柏均：《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口贸易的诸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