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何种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取决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农民卷入市场程度。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同时因地租货币化、农家经济贫困化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户同市场的联系，体现在生产资料与日用品的购买率和农产品的出售率两个方面。据卜凯1921至1925年对全国7省17处2866家农户调查统计，以总平均计，农产品自用部分占47.7%，出售部分占52.3%，农家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和购买部分各占65.9%和34.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8、303页。）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又有所加深，据马札亚尔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的帮助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注：马札亚尔：《中国经济大纲》，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33页。）。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调查看，马札亚尔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据1934年对浙江兰溪县调查，各类村户平均每一家庭生活日用品自给和购买的百分比分别为45.07%和54.93%，其中饮食的自给率和购买率分别占65.74%和34.26%。（注：冯紫岗编：《兰溪农村调查》，浙江大学农学院1935年版，第136页。）据卜凯1929～1933年对全国19省148县151个地区调查，农户于收获后立即出售农产品者，小麦地带占50%，水稻地带占58%，平均占55%，即使是粮食，全国平均购买率也高达3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由上述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市场，农民对市场依赖程度比费维恺教授估计的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户出售粮食作物的价值占收获物价值的百分比，比以重量计算的百分比高，因为农户往往将价值较高的粮食售出，购进价值低廉的粮食自己食用，据卜凯对中国农家经济的研究，发现农户售出的粮食作物价值占收获物总价值的54%（注：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
　　费维恺教授认为1914～1918年中国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14%，1931～1937年占农业总产值17%（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75页。），吴承明先生认为1920年经济作物产值已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7%，1936年达到23%（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的确，无论是费维恺的估计，还是吴承明的估计都表明，30年代前期经济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并不太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作物与市场的关系却比粮食作物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经济作物基本上要投入市场。据卜凯1929～1933年调查，棉花、鸦片、油菜籽、烟草出卖率分别占总产量37%、74%、61%和76%（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同时，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经济作物价值较高，所以其价格变化远比粮食价格变化对农户收入影响大。
　　既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市场价格自然对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极端重要。固然，30年代前期农产品价格下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并且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首先，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和通货紧缩的影响，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下跌。如果以1926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6年上海农产品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9%。以1930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4年上海五谷类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34.03%；纺织原料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8.7%，豆及籽仁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6.2%，茶叶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4.7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虽然豆及籽仁类、茶叶类1930～1934年指数平均下降幅度不大，但1931～1934年下降幅度却非常剧烈（该时期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波及到中国），分别下降30.03%和44.89%。上述农产品下降幅度是按上海市场趸售物价指数计算的，而内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比上海市场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比费维恺教授低估的25%高。据刘佛丁教授估计，1931～1936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分别为244、192、154、131、147和156亿元，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分别为121、119、99.5、89.5、102和131.5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中国农业总产值和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30年代前期下降最大幅度分别达113和31.5亿元，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幅度下降之大。虽然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因为同时期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没有非常剧烈的下降。
　　其次，30年代前期，由于洋米、洋麦、洋面、棉花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同类国产农产品价格下跌。据统计，1930年进口大米1900余万担，1931～1935年分别进口1074、2138、2005、1072和1106万余担，同时期小麦进口数字分别为2273、1508、1771、769和861万余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大量进口的低价洋粮压低了国产粮价，例如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而洋米价格又决定于西贡、仰光等地市场的米价。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江西、湖南、安徽米价，其中，因为安徽离上海较近，所以洋米价格对安徽米价影响尤大。1927～1934年上海国米价格与洋

米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1、0.93、0.96、0.72、0.92、0.95，1931、1933两年相关系数较低，实因这两年上海进口洋米较少之故（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这就充分表明：不仅国外米价直接影响上海米价，而且上海米价又直接影响国内其他地区（当然包括产米地区）米价，上海米价变动主要不是受国内产量变动影响，而是受洋米价格影响。事实上，洋米进口最多的几年，也正是农村“谷贱伤农”最烈的时候。洋麦价格虽然高于国麦，但由于美国小麦过剩，对中国实行借款倾销，所以洋麦在上海市场不仅具有垄断性，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国麦价格，抢占了国麦市场。
　　现在我们看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或许这比枯燥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关于国内米价，有人说：“以今日情势而论，国内米价之涨落，决不以国米产量之多寡为断，概国外产米区域之是否丰收，影响甚大。如民国十九年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