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
思维的机智。
第一，从大局和整体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并根据情况的新变化，出现的新特点，作出新判断。邓小平说：“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00.）粉碎“四人帮”后，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大局的仔细观察，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命题，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邓小平既全面观察当今的世界，对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状况，作出了正确分析，又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预测了未来。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变化越快越大，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要跟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全面观察和对世界发展总趋势的把握，为我们制定国内现代化大政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探索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邓小平运用高度辩证思维能力，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首先，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56.）。 邓小平正是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其次，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际方面，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观点，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又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从而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再次，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借鉴学习国外的关系上，邓小平一方面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这里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外国为辅的方针，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卓越运用，生动地说明和发挥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真理。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要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和“两手抓”的辩证关系；根据量变质变原理，提出要正确处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总之，邓小平同志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亦即构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
4.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是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高理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和根本方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究其主观原因，是因为邓小平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起了决定作用。
首先，“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执着追求，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深刻而特殊的理解。邓小平的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传奇色彩浓烈。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尤其重要的是，他每次被打倒，身处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工作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意见，执行正确路线而蒙冤受屈，遭到错误的处理。他因维护真理而“落”，又因坚持真理而“起”。1975年年底，正当“四人帮”酝酿批判邓小平，准备第三次把他打倒时，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希望邓小平以“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为评价，主持制订一个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虽然邓小平深知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事关历史结论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没有让步，而是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样一来，真理是坚持了，可是政治处境却日趋恶化。果然不到五个月时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导致了他人生中的第三“落”。在“三落三起”崎岖坎坷的人生经历中，邓小平总是临危不惧，遇喜不亢，并且“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正是在这些“磨难”中造就了邓小平坚韧不拔的个性特征和襟怀宽阔的伟人品质；培养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驾驭全局，引导社会前进的能力；产生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最终使他形成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理论勇气。
其次，邓小平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是邓小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内在驱动力。他曾经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例如：邓小平理论体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民性；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中，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诚然，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主观条件远不止这些方面。但是仅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代伟人——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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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大局和整体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并根据情况的新变化，出现的新特点，作出新判断。邓小平说：“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00.）粉碎“四人帮”后，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大局的仔细观察，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命题，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邓小平既全面观察当今的世界，对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状况，作出了正确分析，又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预测了未来。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变化越快越大，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要跟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全面观察和对世界发展总趋势的把握，为我们制定国内现代化大政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探索和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邓小平运用高度辩证思维能力，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首先，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56.）。 邓小平正是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其次，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际方面，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观点，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又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从而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再次，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借鉴学习国外的关系上，邓小平一方面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这里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外国为辅的方针，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卓越运用，生动地说明和发挥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真理。
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要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和“两手抓”的辩证关系；根据量变质变原理，提出要正确处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总之，邓小平同志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亦即构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
4.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是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高理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和根本方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究其主观原因，是因为邓小平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起了决定作用。
首先，“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执着追求，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深刻而特殊的理解。邓小平的人生道路崎岖不平，传奇色彩浓烈。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尤其重要的是，他每次被打倒，身处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工作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意见，执行正确路线而蒙冤受屈，遭到错误的处理。他因维护真理而“落”，又因坚持真理而“起”。1975年年底，正当“四人帮”酝酿批判邓小平，准备第三次把他打倒时，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希望邓小平以“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为评价，主持制订一个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虽然邓小平深知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事关历史结论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没有让步，而是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样一来，真理是坚持了，可是政治处境却日趋恶化。果然不到五个月时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导致了他人生中的第三“落”。在“三落三起”崎岖坎坷的人生经历中，邓小平总是临危不惧，遇喜不亢，并且“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正是在这些“磨难”中造就了邓小平坚韧不拔的个性特征和襟怀宽阔的伟人品质；培养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驾驭全局，引导社会前进的能力；产生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最终使他形成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理论勇气。
其次，邓小平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深情，是邓小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内在驱动力。他曾经充满感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例如：邓小平理论体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民性；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中，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正是这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挚爱的情感，使邓小平敢于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总是迸发出穿透历史的想象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的同时，更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
诚然，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主观条件远不止这些方面。但是仅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代伟人——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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