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主观条件
【 正 文 】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客观条件来看，有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有我国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有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只是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本文探析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使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还可以学习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
1.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光辉起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构筑邓小平科学理论框架的光辉起点。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9. ）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实现解放思想，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为根本内容，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的“破”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因为只有先“破”，才能破除过时的传统观念，旧的习惯势力，违反实际的主观偏见；才能抛弃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才能破除迷信，克服思想僵化，摆脱曾被我们照搬照套的而今已经落后的某些外国模式。“破”还要有敢破的政治勇气和胆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没有伟人的政治胆识和批判精神，就不可能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没有今天的邓小平理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复出。但是，由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鼓吹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立场，政治迷信和政治教条仍然严重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禁锢着人民的头脑，十亿人民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与羁绊之中难以解脱。对此，邓小平洞若观火。他认为：要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引向光明大道，就必须扫除当时思想战线上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障碍——“两个凡是”。而要扫除“两个凡是”，就必须破除个人崇拜，彻底解放思想；要让人们明白“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些，又必须拨乱反正，敢于揭露和否定错误事实，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正本清源，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体系。因此，要实现中国历史的转折，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是，要在当时个人崇拜处于高峰的政治氛围中，解决好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上是很危险的。邓小平以深邃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勇敢地站到了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首先，他冲破“两个凡是”，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8.）他还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42.）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 人民出版社，1994.45.）
其次，邓小平同志又选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战线作为实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坚决否定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次，邓小平同志为了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纵深，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既表明了我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光辉起点。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和伟大理论的光辉起点上，邓小平展示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
2.以强烈的历史意识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根源于邓小平同志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是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揭示历史课题，总结历史教训，最后提出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主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基本按照前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1956年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着手研究和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久，即在1957年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干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道路。接踵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从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3.）通过这种历史反思， 使我们得到了一条最根本的教训，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 人民出版社，1994.369.）。历史已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概括准确而又深刻。
纵观改革开放前我国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都是围绕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展开的。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是建立在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
3.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名言是“要照辩证法办事”。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同志在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人民出版社，1977. 361—362.）邓小平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表过哲学方面的专著，但在《邓小平文选》1～3卷和其他许多报告、讲话等论述中，都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 《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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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客观条件来看，有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有我国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有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只是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本文探析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使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还可以学习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
1.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光辉起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构筑邓小平科学理论框架的光辉起点。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9. ）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实现解放思想，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为根本内容，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的“破”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因为只有先“破”，才能破除过时的传统观念，旧的习惯势力，违反实际的主观偏见；才能抛弃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才能破除迷信，克服思想僵化，摆脱曾被我们照搬照套的而今已经落后的某些外国模式。“破”还要有敢破的政治勇气和胆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没有伟人的政治胆识和批判精神，就不可能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没有今天的邓小平理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复出。但是，由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鼓吹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立场，政治迷信和政治教条仍然严重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禁锢着人民的头脑，十亿人民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与羁绊之中难以解脱。对此，邓小平洞若观火。他认为：要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引向光明大道，就必须扫除当时思想战线上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障碍——“两个凡是”。而要扫除“两个凡是”，就必须破除个人崇拜，彻底解放思想；要让人们明白“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要做到这些，又必须拨乱反正，敢于揭露和否定错误事实，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正本清源，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体系。因此，要实现中国历史的转折，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是，要在当时个人崇拜处于高峰的政治氛围中，解决好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上是很危险的。邓小平以深邃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勇敢地站到了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首先，他冲破“两个凡是”，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38.）他还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4.42.）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 人民出版社，1994.45.）
其次，邓小平同志又选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战线作为实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坚决否定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次，邓小平同志为了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纵深，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既表明了我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光辉起点。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和伟大理论的光辉起点上，邓小平展示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批判精神。
2.以强烈的历史意识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根源于邓小平同志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是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揭示历史课题，总结历史教训，最后提出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主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基本按照前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1956年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着手研究和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久，即在1957年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干扰，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道路。接踵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从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4.273.）通过这种历史反思， 使我们得到了一条最根本的教训，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 人民出版社，1994.369.）。历史已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概括准确而又深刻。
纵观改革开放前我国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都是围绕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展开的。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提出和确立是建立在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
上的。
3.运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名言是“要照辩证法办事”。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同志在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人民出版社，1977. 361—362.）邓小平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表过哲学方面的专著，但在《邓小平文选》1～3卷和其他许多报告、讲话等论述中，都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 《论邓小平理论创立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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