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西方

特(Kenneth  Prewitt)认为，“在努力找到工人以支持不断增长的经济方面，善待移民的国家将具有优势。”移民前往有朋友和家人迎接他们并且帮助它们找到工作的地方。他们在哪儿能发现更好客的欢迎——欧洲还是美国。
　　　　年轻世界与老年世界
　　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最简单体现是中位数年龄（根据定义，人口的一半高于中位数年龄，而另一半低于中位数年龄）。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
　　在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具有重大政策含义的人口模式。儿童在人口中的比例随着人口年龄的上升而下降。可是，在美国，儿童比例的下降比别处更缓慢。1985年，美国和欧洲的14岁以下儿童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或多或少是相似的：大约20%。到2020年，欧洲儿童的比例将骤然降至13.7%。在美国，儿童比例仍将维持在18.6%——不仅高于欧洲，而且也高于中国和日本。
　　从财政的观点来看，更多的儿童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教育是公共财政的负担。因为美国的儿童相对说来多于欧洲，它的“赡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或者每个工作年龄人口所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的数量——不是很低。目前美国的这个比率略高于欧洲——51%对47%。而且，在大约2035年之前，在美国和欧洲两地的“赡养比率”上升的同时，美国的比率将始终略高于欧洲的水平。可是，请注意一种差别：欧洲“赡养开支”(dependency  costs)的更高比例来自老年人。到2050年，欧洲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的60%，而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仅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的40%。在美国，总的负担的大部分将来自教育儿童的开支。
　　你能看到这种差异在2035年后的重要性。在美国，随着大批儿童变成大批成年人，赡养比率将开始下降。可是，在欧洲，这种变化不会发生，而赡养比率将继续上升。这正是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意义所在。
　　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的退休，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财政问题。根据某些估计，到2050年，政府债务在美国可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几乎100%，在作为整体的欧盟可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0%，在德国和法国则超过250%。所以，虽然这种负担在大西洋两岸都是不断加重的，但在欧洲更沉重得多。
　　这种负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是大西洋两岸关系中另一个长期困难的根源。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对把公共资金用于何处各有各的打算。美国把更多的钱用于防务，欧洲则把更多的钱用于社会计划。
　　结果是人们熟悉的军事不平衡。美国的国防开支比整个欧盟高出大约一倍（2000年为2950亿美元，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欧盟为1530亿美元），因此维持了其占优势的军事力量。欧洲人断断续续地许诺为缩小军事差距花更多的钱，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花更多的钱，北约同盟将面临危险，但人口趋势将削弱他们的决心。
　　如果欧洲人不愿在目前——在65岁以上老年人相当于工作年龄人口30%的时候花费为充当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伙伴所需的钱，到2050年，他们将更不可能花更多的钱，因为到那时老年人的比例将翻一番。总之，人口的长期逻辑看来有可能确保美国的权力，并且扩大大西洋两岸现有的差距。
　　这一切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年轻、生气勃勃，多种族的美国与年迈、死气沉沉、内向的欧洲之间的对比几乎令人想起美国立国的时候。可是，由于人口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长期重要性，也由于人口对美国外交政策重心的完全可能的重要性，人口正在使这种想象变得更真实。

《人口与西方(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