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

义的因素。再次，还要从文化和思想　上遏止国际恐怖主义。当前的反恐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思想斗争。当前国际恐怖　主义泛滥，不仅是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网络庞大，更重要的是因为恐怖主义正在作为一种　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当代恐怖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一种斗争手段，而且在精神　上被赋予某种使命感，在道德上被赋予正义色彩。不在思想文化上清算恐怖主义，就无　法铲除恐怖主义的网络，因为这种文化能够不断衍生新的恐怖主义组织。这种状况与西　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未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同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因　此，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在文化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政策。
　　(四)国际安全合作还应增强综合安全意识，注意防止各类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　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多样化、复杂化趋　势不断加强，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综合安全的意义日益突出。加强综合　安全意识，目的在于兼顾各种安全问题的保障，避免或减少某一类安全问题引发另一类　安全问题的可能。国际安全合作应注意避免走偏，要努力促使各类安全保障措施相互促　进，尽力避免各类安全威胁相互转化。当前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传　统安全问题不重要了，反之亦然。目前，特别容易引发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　转化的因素之一是武器扩散问题。武器扩散本来是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与　国际恐怖主义因素联系起来，也成为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应对这个问题，要　对其在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既要充分重视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的严重后果，也要注意在具体应对措施上维护和遵循有关国　际准则，要防止借此推行国际霸权主义。
　　　　　　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安全合作的　目标、方式，对国际安全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受其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积极探　索应对国际安全新形势的途径。综合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主张，目前大致有三类具代表　意义的安全合作倾向。
　　一是美国方式。其特点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核心，以美国单边行动能力为依托，以国　际多边支持为辅助，注重用军事手段快速实现安全目标。这种方式对于消除目标明确的　恐怖主义势力和其他国际安全威胁来说，具有效率高、速度快的优势，但对于应对隐蔽　的对手和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等问题来说，则难以奏效。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给国　际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十分突出，在实践中恐难以维持。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不会赢得　世界其他国家的真心支持。过分倚重军事打击，对于解决许多安全问题意义不大。而且　，美国单边行动能力永远是相对的，不会一成不变，以此为基础推行安全合作是靠不住　的。
　　二是欧洲方式。特点是倡导以泛地区和全球性的一体化机制为依托，制定一体化的社　会、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和文化政策，强调从根源上治理恐怖主义等国际安全问题　。这种主张对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方向上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其一体化的推进　方式，在现实中有许多困难，中短期内难以落实，至少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因此　，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安全合作主张。
　　三是亚太方式。这种方式在某些方面与欧洲方式有相似的一面，即注重从社会深层审　视和处理国际安全中的一些问题，不主张过分依赖军事手段，重视对话与协商在国际安　全合作中的意义。但与欧洲方式不同，亚洲各国更加注重从地区客观形势特点出发制定　安全合作框架，对于合作机制化建设采取多样化、多层次、逐步推进、滚动发展的推进　方式，对于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和组织机构持谨慎态度。总体看，这些方式符合亚太地区　形势的特点。但亚太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安全合作机制由于形式比较松散，对　于应对一些突发性问题存在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　本地区大国关系稳定的机制性保障发展得很不均衡所致。一方面，美日之间的同盟合作　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中美、中日之间的双边稳定机制仍不够充分，美日同盟与中国　之间更是缺乏对话与沟通机制。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地区安全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不能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的需要。
　　尽管以上三种安全合作主张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持不同安全合作主张的国家　之间难以发展合作。相反，只要世界各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不　同国家之间就存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也不难在不同安全合作方式之间找到互补性因素　。
　　国际新形势也在促使中国积极探索推动国际安全合作发展的方式，倡导符合中国和世　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新观念，谋求符合形势变化需要的新举措。为此，中国特别需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与有关各国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第一，倡导国际安全观念的更新，在国际安全合作中增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　安全意识，推动建立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需要的国际安全新秩序。
　　第二，在治理措施上针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差别与相互联系，统筹兼顾，　标本兼治。当前，既要加大对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打击力度，又要注重防止以反恐为　名推行国际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既要认识到不扩散问题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意义　，坚决维护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又要在具体措施上注意遵循有关国际准则，注意　国际安全合作的规范化。
　　第三，在机制上注意处理不同类别的国际安全合作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尊　重和维护联合国等全球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权威。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国际安全问题日趋　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情况下，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对于各类　有中国参与的地区性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应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加大合作力度，发展多样性、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中国近年来在上海合作组织　、东盟地区论坛、“10  +  3”、“10  +  1”和许多双边框架内，卓有成效地推进和参与　了许多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今后还将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基础。再　次，对于美国主导的有关安全机制，如北约、美日同盟等，中国应有选择地考虑发展对　话与合作，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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