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人口非自由流动问题初探
∑（移出国）＝P×1+(100%-P)×(-1)=2P-1
可见，移出国采取鼓励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大（亦即采取反对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小），越是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而
∑（移入国）＝P×1+(100%-P)×1=1
这表明，不论移入国采取何种政策，都是符合《宣言》、（公约》的。因此，移入国政策调整余地大，更占优势、居主动。
若移入国与移出国对不同的人都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如下表：
表2：以技术移民为例（对投资移民等亦是同样情况）
附图
则可得∑（移出国）=(-1)+1=0,∑（移入国）=1+1=2，因而移入国更符合《宣言》、《公约》。
在现实中，净移出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净移入国大多为发达国家。据表1、表2可见，在合法依据上，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宣言）、《公约》单向自由的规定，理论上不等于自由的不对等，但在实践中却带来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制定及实施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国民总体而言在全球流动中处于不利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民流动自由度的差异具有了国际法的法律依归。与此同时，移出自由的规定和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选择性移民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
三、如何对待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
上述分析，我们明了了人口流动非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国民享有的流动自由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原因与依据。那么，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态度Ⅰ：大多数谈论全球化的学者回避了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该问题视为伪问题——既然人口流动非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体现，又不违反国际法的精神，那么在主权国家仍然是主要行为体的当今国际社会，该问题就不成其为间题，不必进行探讨。或者他们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解决问题在遥远的将来；因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发展处于相对均衡且高度的水平。因此，他们认为，在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下，谈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
态度Ⅱ：与态度Ⅰ相反，认为目前必须正视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秦晖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流通自由化，即不但要有世界性商品贸易自由，还要有投资自由、人口流动自由与信息自由”，“人口、环保、贫富不均等全球性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才有希望解决”。并认为“全要素的国际流通自由，则将是富国所害怕于穷国的”。故主张“穷国与其向富国要‘援助’不如向其争自由”，穷国应“反守为攻，推进全要素国际流通自由”；这样“更能维护穷国的民族利益并让富国的民族利己势力害怕”[7]。按照这种思路，争取实现包括人口在内的全要素全球流通自由，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这一思路实际上认为，人口的全球流动自由是全球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结果。这是与态度Ⅰ的根本分歧所在。有国外学者认为“用禁止的方法并不能阻止移民，只会使合法的行动转为非法”，并主张“从长远来说，世界社会需要有全球性政治机构”[8]，实际上也是承认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并试图寻出解决之道。
态度Ⅲ：与态度Ⅰ有相似之处，但其着眼点不同。着眼于从反面为合理民族主义提供论据，即“还是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必须爱我们的营地，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唯一的家园。”[9]
态度Ⅳ：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世界公民”们的观点，他们实际上也是将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视为伪问题，但与态度Ⅰ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当代全球化下，人们已成“世界公民”，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不存在。对他们的观点，本文不愿多作评价，因为限制移民、难民遭拒等是不争的事实。
态度Ⅰ是从既存的经验事实出发，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但采取回避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态度，则并不是真正现实的。态度Ⅱ直面现实，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崭新的思路。态度Ⅲ的现实主义色彩更突出。
态度Ⅱ与Ⅲ并非泾渭分明，两者有共通之处。秦晖就试图寻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而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的学者，主张“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10]的人也都是合理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人口数量优势可以从中获益；具体到中国，则国土上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轻，甚至包袱变成了优势，“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11]。因此，不仅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且客观上他们也反证了中国的合理民族主义[12]。
态度Ⅱ的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是有所启发的，但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是个更现实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机制、创造条件、营造环境以挽留和吸引人才方面总体上比不过发达国家，但这些方面的努力不能放弃。于此同时，要建立人才外流价值补偿制度[13]，通过让人才本身和人才引进者支付费用来最大限度地弥补人才流失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所要做的。而从长远来看，以全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取向，也是可以尝试的。
【参考文献】
[1] 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基本观点之一是：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地球的”，它主要是指地球南北关系中的北方，可悲的是，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依然很大。参见倪世雄 蔡翠红：《西方全球化新论探索》，《国际观察》，2001年第3期，第33页。其中就隐含着南方（发展中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不自由这一层意思。
[2]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J].战略与管理.2000,(5):72.
[3] 高鉴国.欧盟
的国际移民和社会鳖合政策[J].欧洲.2000,(5):46.
[4]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全球化、区域融合、跨国移民（祝东力译）[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3):55.
[5][6] 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962,975.
[7] 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载于：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26-227.
[8] 斯蒂芬·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黄语生译）[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2):25、29.
[9] 观复.面对“圣徒的营地”[M].中国青年报.1995-8-11（第八版）.转引自：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4、115.
[10] 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J].战略与管理.2000,(5):72、73.
[11] 喻希来.21世纪中国现代化议程（下）[J].战略与管理.2001,(4):6.
[12] 或可称“中华民族主义”，参见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5页注释②.
[13] 刘宗超等著.生态文明与全球资源共享[M].经济科学出版社，2200.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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