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

页。）。 这里的“实际”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及其赖以进行活动的客观条件的总和。这里的“实际”不能仅从客体方面去理解，还应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实世界，是活生生的实际。在这个生机勃勃的现实世界中，人民群众是中心，是他们在利用周围的客观的既在条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所以，“从实际出发”，作为领导者就要代表人民意志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意志与当下客观的周围环境状况的统一出发。从实际出发，不是做客观条件的奴隶、奴仆，而是要做它的主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 页。）不理解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这种实践开拓精神，把“从实际出发”理解为主体顺从客观条件，做客观条件的奴仆，是有的地方干部革命精神不振，多年为政一方，面貌未改，山河依旧，面对困难束手无策，满足于看摊守业、得过且过的哲学认识论根源。应当明确，从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其所追求的要旨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被我们管住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被我们管住了。”（注：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9—310页。）也就是说，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是要“把周围的现实隶属于自己，而改造周围的现实”（注：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9—310页。）。要通过实践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现实世界，同时也确证和改造自身。这也就是江泽民同志要求的“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也就是毛泽东曾生动地比喻的要掌握的“大海中的游泳术。”（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这个原则贯彻之难在于，人们活动所凭借的客观条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们过去了的实践所铸就的现在条件，有显现的，有潜在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自在的，有人化的；有现象的，有本质的；有一般的，有特殊与个别的等等。因此，没有周全的深入的反复的调查研究与实践检验，是很难把握的。还在于，主体的目的、愿望和追求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有长远的和眼前的，有最终的与阶段的，有全面的和局部的等等，如何把这种追求集中起来并与客观条件相统一？既存的客观条件在其发展趋势上，常常是具有几种可能性的。什么是主体愿望与客观条件的最佳结合，在实践中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目标？没有良好的主体素质，高超的领导艺术，反复的试验，检验，总结提高，也是很难达到的。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乃是讲客观条件对于主体能动过程的一种规范，其要旨在于求其二者的统一。无能的领导者，满足于现状，做客观条件的奴隶，丧失主体能动性；冒失的莽撞的领导者则无视这种规范，脱离了唯物主义原则，仅凭主观愿望去活动，结果欲速不达，甚至造成事业的失败。显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注意防止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丰富与发展。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联一并提出是很有新意的。这个新意就在于凸显了从实践的角度去规定和深化这条思想路线的内涵。把“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和伟大贡献。毛泽东讲“‘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我们的头脑之外，一切都是客观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里的问题是，主体在“求是”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对待“实事”——客体的问题。是单纯地对客体的历史和现状作出解释吗？不是。主体是为了改造客体实现自身的目标而去研究和反映客体的。这里既包含着对客体状况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主体要求的审视，最终是要实现二者的结合统一。只有求到了二者相统一的“是”，能作为改变事物的现状实现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的“是”，才能算是实现了认识的一个飞跃。既然“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有一个对“实事”从客体和主体方面去理解并追求二者结合的问题，那末，为求真是，就有一个对主体自身素质的要求的问题。从邓小平面临的时代特征来看，针对“文化大革命”多年“左”的禁锢，鉴于人们思想僵化，主体能动性的普遍丧失，唯书、唯上盛行，解放思想是解决主体素质的首要的关键问题。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并提出，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深刻理论意义。它既能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直观唯物主义对“实事求是”的歪曲，又能有效防止只凭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客观条件制约的主观主义。如果思想不解放，被一些过时的传统观念束缚，安于现状，缺乏高昂的为国为民，除旧布新的革命精神，那就会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实现民富国强战天斗地的巨大能动性。显然，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求的“是”，最多只能是对现状的一种现象的直观描述，不能有效地指导改变现状的实践，推动事业向前发展。如果不解放思想，不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势、或超越历史阶段、或从随心所欲的空想中解放出来，就不能把高扬主体能动性建立在科学性之上，不能做到主体价值追求与客观条件发展的现实的可能趋势的统一。这是我们时代为做到实事求是所面临的解放思想的两方面的任务。如果说不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可能被直观唯物主义歪曲的话，那么，不把解放思想落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可能被歪曲为随意胡想。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追求主体价值目标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不断改变现存事物的现状，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日新月异不断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命题的宗旨所在。 
“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其哲学意蕴十分丰富而深邃。这个观点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以为是要取消理论争鸣。其实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和贯彻了这个方针。邓小平

讲的“不争论”是指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还没有实践或实践尚未充分展开，孰是孰非，正确与错误一时还无法判断清楚的时候，只有让实践来说话，让实践来消除人们的意见分歧，让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几种主张，各执己见，都说自己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相持不下。原因何在，常常在于对主体的价值需求的把握不同，在于对客体的现状与趋势的把握不同，在于对二者的结合的认识不同。到底谁真的把握得好，谁顺应了事物发展的对于主体最为有利的趋势，实现了主客体的最佳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问题，在理性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种精神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论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感性劳动实践为揭示现实世界奥秘的支撑点，那末就能扬弃人们在理论思维中的对立，从而达到或接近客观真理。邓小平对“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的鄙视与排斥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实践方式”，通过“实践力量”来消除理论、认识的对立，在实践中去解决争论问题，实现人们认识与行动的统一，发现、发展和完善新的理论、开创事业的新的局面，这正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实践开拓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支持我们不断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不断胜利前进的一种极可宝贵的思维方式。  

《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