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邓小平研究述评
【关 键 词】西方/邓小平研究/评价
【 正 文 】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令世人瞩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惊叹之余，纷纷开始研究邓小平及其思想。一时间，有关邓小平的论文和著述大量涌现，邓小平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试就二十年来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成果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概况
如果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随后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根据在抗日根据地的18个月见闻所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邓小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人了解邓小平的第一部著作。
在这之后，邓小平只是偶尔出现在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辞典中，或在其他人物的研究论著中。总之，在1978年以前，邓小平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仍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西方学者称之为“邓小平时代”。从此，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的世界新闻人物。中美关系正常化及稍后邓小平的成功访美，都推动了西方邓小平的研究。日本学者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于1978年出版，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奠基之作。
此后，美国出现了许多论述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论及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早期留法生活以及他在中国所推行的各种新政策，等等。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W ·张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美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C ·泰韦斯的《中国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译本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特别是后一本著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分析模式，比较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同的领导方式。泰韦斯认为，毛泽东属于超凡魅力型领袖，而邓小平的权威更多地只能用传统型来解释。同时，泰韦斯又指出，邓小平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做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并给予邓小平较高的评价。此时，西方学者仍倾向于把邓小平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之中，但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专著仍相对较少。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邓小平研究也在西方迅速发展。而1984年《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的出版，更为西方学者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创造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拟定与邓小平有关的研究计划。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比较大的会议有1987年在布朗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十年改革”的国际学术会议，199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全美学术会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国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中国季刊》所组织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研究，影响较大。总之，这一时期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邓小平的生平研究。邓小平的一生跌宕起伏，政治上历经“三落三起”而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真可以称得上一位坚定不屈的革命家。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好奇与研究兴致，因此，出版了一批关于邓小平传记的著作：如澳大利亚大卫·古德曼的《邓小平政治评传》；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的《邓小平》；英国理查德·伊文斯的《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中译本名为《邓小平传》）；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的九十年》；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传》；美国温迪·吕贝全的《邓小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本杰明·杨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是作者从1986年开始十多年的心血浇铸而成。本杰明·杨曾于1984年到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作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邓小平成长的人文社会环境。通过追溯邓小平一生的轨迹，作者认为，邓小平始终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共产主义者，其中他的注重实效许多来自父亲的遗传和教诲。因为邓小平的父亲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哲学，邓小平无疑会受到影响。幸福的儿童时代形成了邓小平开朗、自信的性格。留法期间，邓小平生活在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体之中，因此较自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则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不疑，而邓小平可能更灵活。在苏联逗留期间，邓小平对理论学习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更喜欢研究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早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是一个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本杰明·杨不仅对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传记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做了更正，而且还试图探讨了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当然，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西方学者所著的邓小平传记常常存在一些于基本史实不符的记载，如认为邓小平是客家人，邓小平与冯玉祥一起参加了五原誓师，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仍以传统的党内斗争史模式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变更，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些都是西方传记中的一些缺陷。
2.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邓小平虽然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众多领域。西方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美国学者梅谷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后的改革》，英国学者哈里森·E ·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等等。另外，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也部分地涉及了邓小平的思想研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W ·张撰写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对邓小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不仅全面概述了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战略，而且从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戴维·W·张认为，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有三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著者还把邓小平和孙中山进行比较，指出在某些方面“现在邓所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和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有些相似”。戴维·W·张认为，与毛泽东不同， 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技术，但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他看来，“如果说毛泽东是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热情也越来越高。然而，西方邓小平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系统化。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也是世界各国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一步步实现，西方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必将走上一个新台阶。
二、研究热点和有争议的问题
邓小平研究在西方是仓促起步的，而且很快就热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 《西方邓小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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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令世人瞩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惊叹之余，纷纷开始研究邓小平及其思想。一时间，有关邓小平的论文和著述大量涌现，邓小平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试就二十年来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成果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概况
如果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随后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根据在抗日根据地的18个月见闻所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邓小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人了解邓小平的第一部著作。
在这之后，邓小平只是偶尔出现在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人物辞典中，或在其他人物的研究论著中。总之，在1978年以前，邓小平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仍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西方学者称之为“邓小平时代”。从此，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的世界新闻人物。中美关系正常化及稍后邓小平的成功访美，都推动了西方邓小平的研究。日本学者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于1978年出版，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奠基之作。
此后，美国出现了许多论述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论及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早期留法生活以及他在中国所推行的各种新政策，等等。到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W ·张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美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C ·泰韦斯的《中国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译本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特别是后一本著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分析模式，比较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同的领导方式。泰韦斯认为，毛泽东属于超凡魅力型领袖，而邓小平的权威更多地只能用传统型来解释。同时，泰韦斯又指出，邓小平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做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并给予邓小平较高的评价。此时，西方学者仍倾向于把邓小平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之中，但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专著仍相对较少。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邓小平研究也在西方迅速发展。而1984年《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的出版，更为西方学者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创造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拟定与邓小平有关的研究计划。各种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比较大的会议有1987年在布朗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十年改革”的国际学术会议，199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题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全美学术会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国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中国季刊》所组织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研究，影响较大。总之，这一时期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邓小平的生平研究。邓小平的一生跌宕起伏，政治上历经“三落三起”而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真可以称得上一位坚定不屈的革命家。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好奇与研究兴致，因此，出版了一批关于邓小平传记的著作：如澳大利亚大卫·古德曼的《邓小平政治评传》；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的《邓小平》；英国理查德·伊文斯的《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中译本名为《邓小平传》）；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的九十年》；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传》；美国温迪·吕贝全的《邓小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本杰明·杨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是作者从1986年开始十多年的心血浇铸而成。本杰明·杨曾于1984年到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作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邓小平成长的人文社会环境。通过追溯邓小平一生的轨迹，作者认为，邓小平始终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共产主义者，其中他的注重实效许多来自父亲的遗传和教诲。因为邓小平的父亲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哲学，邓小平无疑会受到影响。幸福的儿童时代形成了邓小平开朗、自信的性格。留法期间，邓小平生活在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体之中，因此较自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则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不疑，而邓小平可能更灵活。在苏联逗留期间，邓小平对理论学习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更喜欢研究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早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是一个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本杰明·杨不仅对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传记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做了更正，而且还试图探讨了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当然，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西方学者所著的邓小平传记常常存在一些于基本史实不符的记载，如认为邓小平是客家人，邓小平与冯玉祥一起参加了五原誓师，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仍以传统的党内斗争史模式来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变更，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些都是西方传记中的一些缺陷。
2.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邓小平虽然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众多领域。西方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美国学者梅谷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后的改革》，英国学者哈里森·E ·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等等。另外，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及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等，也部分地涉及了邓小平的思想研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戴维·W ·张撰写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对邓小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不仅全面概述了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战略，而且从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戴维·W·张认为，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有三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著者还把邓小平和孙中山进行比较，指出在某些方面“现在邓所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和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有些相似”。戴维·W·张认为，与毛泽东不同， 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技术，但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他看来，“如果说毛泽东是一
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的确如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勇气，就不敢改革；如果不和各种反对势力做斗争，改革就会中途退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热情也越来越高。然而，西方邓小平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系统化。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也是世界各国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一步步实现，西方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必将走上一个新台阶。
二、研究热点和有争议的问题
邓小平研究在西方是仓促起步的，而且很快就热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 《西方邓小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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