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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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

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

《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