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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


社会的政策含义
  总人力资本增长对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1998年,由于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对综合国力提高方面总人力资本约占1/5  (21.0%),居经济资源(指按PPP计算的GDP)、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和净FDl)之后排第三位(胡鞍钢、门洪华,2002)。
  未来20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就是全面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这也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由于总人力资本构成是指15~64岁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因此,未来提高中国总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5~64岁人口将呈低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变化不大。过去20年由于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各类教育文化人口的贡献率不同(见表2)。从今后来看,主要是不断提高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贡献率,这就要求在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速发展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本科、专科教育,使未来时期新生的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程度至少在9年以上,相当多数人口在12年以上,相当部分人口在15年以上,随着较低文化程度人口不断退出劳动年龄,可以使占70%左右总人口的15~64岁人口平均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如果再考虑到15~64岁人口在完成各类正规教育后,有条件、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各类非正规教育,各种培训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实际平均受文化教育年限和质量还会更高,从而极大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注:教育发展和交通运输设施发展,这本身就成为人口流动过程的强有力的推进因素

,它们会扩大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数量(A.P.瑟尔沃,2001:60)。)。这表明中国有可能造就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胡鞍钢,2002)。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制定好以下长期性政策。
  第一,打破长期以来非义务教育阶段国有单位的行政垄断(供给管制、价格管制)积极促进竞争机制,激励家庭、受教育者、企业、各类社会组织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私人与社会的教育培训投资来源与比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用世界上比例极低的公共教育支出,承办世界人口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的教育,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外,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不必“包打天下”、“包治天下”,需要引进新思路、采取新机制,大幅度提高私人与社会投资比例。
  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重要的私人消费领域。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性支出比1996年提高了1倍,教育消费支出增长弹性高达1.55,即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人均教育消费支出提高1.55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比重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1年的8.1%(国家统计局,2002)。这表明城市居民具有相当大的教育消费需求潜力及其相当高的增长率,并成为未来时期居民消费持续不衰的新热点。这反映了教育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在日益灵活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也是居民家庭、个人未来获取较高私人回报率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只要打破非教育义务阶段的各类垄断格局,鼓励各类教育机构竞争,就会吸引大量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就是顺应了这一消费需求发展趋势,使消费需求者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只要是有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消费需求意愿就有可能购买和实现这一需求,大幅度降低了消费的“门槛”,也使各类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了发展的空间。
  第二,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调整投入结构,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国家需进一步减少对高等教育占总经费补贴比例和调整补贴结构,补贴对象应区别对待,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私人收益率高的方面少补贴,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对那些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收益高、外部性强的方面予以补贴。
  对国家和私人收益率高的专业(MBA、外语类、临床医学,以及计算机、自动化、土木建筑等工程类专业)主要由私人付费购买教育服务,放松对这些专业教育的价格管制,允许鼓励各类学校在这些专业方面开展公开竞争,刺激和扩大供给,也会抑制这些专业的学费上涨过快,同时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其教育质量公开评价,并向社会及时提供各类信息,使消费者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信息。而对那些外部性较强(社会效率较高而私人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专业(基础理论学科、部分人文学和社会学科、师范教育等),则需要对此进行补贴。
  国家应对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因特网、基本教学辅助设施)予以投资补贴,允许民办高等学校申请与竞争这些政府补贴;同时也应鼓励各类学校将这些设施向社会开放,以扩大其规模效益和提高使用效率,并采取低费和付费制,以补偿基本的运行成本。国家应对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予以必要的财政援助,减少对东部发达地区补贴的比例,应该实行以地方投资为主,鼓励这些学校为地方发展服务。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的相对均衡配置,鼓励与支持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合作、各类资源共享,以提高他们在不同专业教师、培养人才、科研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
  第三,加快建立各类人才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提高各类人力资本的生产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因此,改革的最终的直接目的是要解放人、发展人的能力,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鞍钢,1995)。现行的户藉制度,传统的就业制度,僵化的隔绝的城乡与地区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是束缚十几亿中国人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首先,需要打破城乡格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并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劳动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部门转移。其次,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机制,建立单位与人才和劳动力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采用更为灵活的合约制、合同制,改革目前人事档案制度,建立集其社会身份、安全、人事、个人税收和纳税等信息的新型档案制度。再次,进一步鼓励人才和劳动力国际间交流、流动,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人力资源,例如,高薪聘任制、绿卡制等,吸引和采取灵活性政策,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总之,中国人民是勤劳、优秀的人民,一旦创造了公开竞争、公正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专业人才市场,形成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制度环境,那么在改革中被释放的生产力——十几亿人民将继续创造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参考文献】
  1.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2.胡鞍钢主编:《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3.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5.舒尔茨:《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
  6.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7.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8.刘宗超、吕永龙主编:《中国地区发展战略与人力资源开发》,改革出版社,1999年。
  9.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
  10.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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