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来源(World  Bank,1997)。过去20年（1980～2000年）里，中国不仅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指15～64岁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数乘积）翻了一番，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在八类国家战略资源中最具竞争优势资源。中国总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其中15～64岁人口增长因素为42%，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因素为54%；在各类受教育水平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6.5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1985年增长了1.8倍（见表1）。中国已经从世界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这是中国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最具优势和最重要的战略资产（胡鞍钢、门洪华，2002）。
　　　　表1　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增长指数　万人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增长指数　　  年增长率
　　　　　　　　　　　　　　　　　　　　　　　　　  (1982=100)　　  (%)
文盲人口　　　　　　　23177　　18178　　8492　　　　36.6　　　　  -5.4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　　　35986　　42532　　45247　　　  125.7　　　　  1.3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　　　18094　　26640　　43093　　　  238.3　　　　  4.9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　　　6709　　  9147　　  14068　　　  209.7　　　　  4.2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治理发愣功　　  1601　　  4563　　　　748.0　　　　11.8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7319　　10748　　18631　　　  254.6　　　　  5.3
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  781.7(1985)　1080.9　2165.1　  277.0(1985=100)　7.0

　　
　　注：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34页、第168页。
　　　　一、人力资本的定义与计算
　　人力资本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的，并经贝克尔(Becheru  Gary,1964)等人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80年代卢卡斯(Lucus,1988)和罗默(Romer,1990)将人力资源的理论引入新增长理论之中，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源一样是生产的要素，由于知识产品和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可以持续提高一国的长期增长率。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World  Bank,2000a)提出了新的发展分析框架，将影响增长和福利的要素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类，其中物质资本是通过增长影响福利，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自身就是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增加人民的福利。
　　人力资本是指人身上所具有的教育、文化及其健康的投资，既包括私人投资或家庭投资，也包括国家投资或社会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对教育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学校培训和再培训、学习项目、成人教育），使人们获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被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还有“溢出效应”，例如，教育对知识及其在全社会扩散的贡献（A.P.瑟尔沃，2001）。
　　早期的研究是以测量不同国家组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Psacharopoulos  and  Ariagada,1986;Lau  et  al.,1991;Nehru  et  al.,1995;Kyriakou,1992)，试图利用入学率估计平均受教育年限；Barro和Lee（1993、1996、2000）估计了1960～2000年间跨国平均五年的入学率分布，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用来构建和计算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他们的计算包括142个国家，其中109个国家有1960～2000年间每五年的数据。采用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是目前国际上衡量人力资本比较好的指标，能够用于国际比较，但其缺陷是无法反映各国教育质量。Mulligan和Xavier-Sala-I-Martin(1995)计算了1940年以来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一组各州人力资本指数，发现过去60年美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了1倍。
　　国内外学者就中国人力资本计算做了有益的探讨（安格斯·麦迪森，1997、1999）。按初等教育为1，中等教育为1.4，高等教育为2的方法，估算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70年，1978年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这相当于1913年德国和英国的教育水平，低于1950年日本的教育水平。我们曾在研究中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来源时（王绍光、胡鞍钢，2000），利用全国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估算全国及各地区1982和1995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978～1995年全国GDP增长来源中，人力资本增长率为2.12%，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5.4%（注：根据麦迪森(Maddison,1970)的研究，22个发展中国家1950～1965年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为1.94%，对经济增长率(5.55%)的贡献率为35%。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率高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低于这些国家，这是由于中国其他要素增长率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高的缘故。）；各地区人力资本增长率在1.4%～3.4%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4.0～8.3%。刘宗超和吕永龙(1999)也计算了1964、1982和1990年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沈利生、朱运法(1999)采用投入法对全国人力资本进行了计算，李忠民(1999)采用产出法研究了人力资本。李春波(2001)采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实际受教育年限两种方法，计算了1949～2000年全国人力资本和1964～1995年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同时计算了各类人

力资本的地区差异；利用增长账户分析方法，按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了1979～1998年各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将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4～0.2个百分点。蔡ｆǎｎｇ＠①等(2002)从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具有外部的人力资本禀赋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中国各地区之间，越是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在随后的增长中越是倾向于有较高的速度。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的总人力资本及其增长情况。这里我们用人均人力资本与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乘积来表示总人力资本，用人口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受教育年数愈多，劳动力工作技能就愈熟练，劳动生产率就愈容易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本更易于吸收和使用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扩散的新技术(Barro  and  Lee,2000)。用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或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