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 正 文 】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没有阐发或创立一套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也不曾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给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贡献——他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解决矛盾，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把他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时，首先肯定的也就是他的独创性的思维方式。没有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从思想来源上看，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前者是他自觉选择人生道路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宣言》的引导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晚年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 151 ，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 367 、372，59页。）；后者则是他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浸润的结果， 这种传统哲学智慧的浸润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生活。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作为与中华民族生息相关的伟大革命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深受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影响和启迪。在漫长的斗争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又总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这两种思想来源的结合，使得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既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思维特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一、吸取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尊重人民，依赖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当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他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 页。）这一基本点，无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结晶。早在殷周之际，随着原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念的逐渐衰微，开始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新的观念，把“天”的意志说成是来自民众的意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先后产生的诸子哲学中，更有“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等主张。至孟子，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包括“制民之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认为统治者只有重视人民的生存，满足人民的温饱，与人民同其忧乐，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国天下。如果失去民心，那么也就会失去家国天下。这种民本思想，在以后二千年里，由孟子的政治哲学而转化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智慧，深深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都积极吸取这一历史智慧，重视人心的向背，争取民众的支持。
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的大政治家，对我们民族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深有感悟，高度重视。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吸取这一传统哲学智慧，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成为自己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可以说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点。重视民心的向背，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轴。从《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看，这一思想主轴十分鲜明地贯穿在他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他看来，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固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夺取政权，能否保持政权，都在于能否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能向中国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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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没有阐发或创立一套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也不曾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给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贡献——他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解决矛盾，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把他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时，首先肯定的也就是他的独创性的思维方式。没有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从思想来源上看，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前者是他自觉选择人生道路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宣言》的引导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晚年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 151 ，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 367 、372，59页。）；后者则是他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浸润的结果， 这种传统哲学智慧的浸润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生活。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作为与中华民族生息相关的伟大革命者，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深受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影响和启迪。在漫长的斗争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又总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这两种思想来源的结合，使得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既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思维特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一、吸取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尊重人民，依赖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当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时，他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 页。）这一基本点，无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长期探索的重要结晶。早在殷周之际，随着原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念的逐渐衰微，开始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新的观念，把“天”的意志说成是来自民众的意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先后产生的诸子哲学中，更有“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等主张。至孟子，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包括“制民之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认为统治者只有重视人民的生存，满足人民的温饱，与人民同其忧乐，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国天下。如果失去民心，那么也就会失去家国天下。这种民本思想，在以后二千年里，由孟子的政治哲学而转化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智慧，深深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都积极吸取这一历史智慧，重视人心的向背，争取民众的支持。
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的大政治家，对我们民族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深有感悟，高度重视。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吸取这一传统哲学智慧，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为一体，成为自己思维方式的基本点。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可以说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点。重视民心的向背，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轴。从《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看，这一思想主轴十分鲜明地贯穿在他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他看来，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固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夺取政权，能否保持政权，都在于能否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能向中国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页。）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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