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

成了绝对的主体，被研究的人成了绝对的客体，在实验研究中尤为如此。心理学家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将被试视为一种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试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分裂出来，实行价值中立。在很大意义上，被试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普遍规律的个别表征。心理学家用理论模型对生活世界加以解释和说明，他们遵循的是因果原则，通过世界事实的模型，对生活世界进行预测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独白”，没有考虑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会背景、需要与动机，没有考虑到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从于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从于理性的规范，服从于理性的“独白”。美国心理学是这一现实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学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结论，然后把这些理论无论制地推广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用以解释所有的个体与群体，忽视了理论解释效能的文化差异性与有限性。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为所有人、所有行为构筑统一的心理模式，这样显然夸大了研究者的主体地位。理性的“独白”由此蜕变成研究者的“独白”。
　　在“独白”的心理学中，“我—你”关系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即“你”被承认为一个人，而不是物。在这种关系中，要求“我”必须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和偏见，客观地了解“你”，还“你”真实的面目。这实际上犯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我”本身的历史性，在这样的关系中，主体是在完全“倾听”客体，是另一种形式的“独白”。这种关系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尤为典型。如在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独白”。本土心理学是在反对心理学研究价值中立的浪潮中兴起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人意识到依靠国外的心理学理论是难以解释本土民众的心理生活的，于是纷纷拿起传统文化的武器与国外的理论分庭抗礼，他们下意识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视为两个实体，要么是外来文化，要么就是本土文化。近几年有的学者致力于寻访传统概念，从古籍中挖掘传统概念，用传统概念来阐释现代人的生活，还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考证传统概念的原始意义，力图还原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意义，仿佛不用本土的传统概念来解释本土生活，那就不成其为本土化。这样做，实际上又陷入到了“独白”的研究当中，这种“独白”不是主体理性的独白，而是文本或对象的独白，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倾听”，是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重演。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要求研究者完全进入到历史文本之中，忘掉自我，彻底的以一种还原历史的态度进行研究。这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主体的丧失。在本质上，这仍然造成了主客体的分离。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要作到主体的“遗忘”是不可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访传统概念，而是阐释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感受。只有采取“对话”的形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非本土之间才能达成融合。
　　可以看出，“独白”的心理学实质上是错误地理解了主客体的关系，遵循的是主客体的二分法，没有将二者真正地融合起来，要么是主体理性的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完全受制于客体。心理学研究要做到主客体的融合，就必须改变研究方式，从“独白”走向“对话”
　　　　二、“对话”的心理学
　　在“对话”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3]。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都没有“独立意识”，也没有“依赖意识”，二者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主体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客体也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两者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得到新的诠释，而这种新的诠释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或目的，即效果现实性。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伽达默尔在哲学上进行了一次变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过度膨胀的主体性，也批判了历史客观主义，重新界定了主客体关系，这为反思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对话”的心理学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独白”，避免“人—物”关系的自然科学模式，不再把人当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客体也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不是绝对的主体，被试也不是绝对的客体，被试不是符号，他具有现实的关系、背景，有真实的动机、兴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试与被试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彼此开放的关系，主试不是试图去将被试的个别特征抽象为普遍的法则，而是理解被试的行为，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理解被试，不夸大主体的地位。研究者主动地参与所要认识的对象，既不过分突出主体性，但也不能使主体性丧失。当主体试图去理解对象时，一方面，主体自身带着“有色眼镜”，另一方面，对象也同样生活在历史性之中，当进入研究时，二者便开始了一种平等对话和彼此理解的过程。事实上，在心理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中，这种现象一直伴随着心理学家。心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过程。如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在美国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理论明显带有美国文化的印痕。但同时，他们又是美国文化的解读者，正是这两层关系造就了美国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当外来理论进入本土文化以后，不管意识到没有，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如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在本质上，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因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永远都是一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域融合”的状态。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换句话说，心理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个体生活经验的融合，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体现在经验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本土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研究。我们理解中的外来理论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原初意义，我们在接受它们的时候，已经自觉地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认识范畴之中了。就如同翻译语言，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的意思就已经发生变化了，既不是前一种语言的完全再现，也不是后一种语言的自言自语，而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20世纪80年代。
　　“对话”的心理学应当抛弃对心理行

为的形式化解释，避免用抽象的原则来替代现实的关系。“对话”的任务是理解，不是解释或说明，“独白”则是试图去说明对象，用主体的语言来规范对象。在研究个体心理生活的时候，“对话”尤为重要。人的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经验；一种是科学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不可重复的，具有一次性和历史性。科学的经验则是可以重复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重现。对人来说，更根本的是生活经验，虽然这不是科学本身，但却是科学的前提。人们最先接触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与前提。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科学的实践与运用促使科学认识获得不同于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地位，从而使科学世界的意义支配和指导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把握和体验[4]，因此，对待人的心理生活，应该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样形成，从而理解它的当下状态，而不应该试图为个体心理生活建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个体的心理生活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个体心理生活有共同点，那么这种共同性就是不同个体面对的相同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心理生活的本体意义体现在个体与文化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或“某时”。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体主义”、“民族性”等课题，这些课题本身并不具体。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为这些命题寻找一种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体的人群与个体对这些命题的注解。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而应该在现象的一次性与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只适用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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