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治东部经济的无奈。今天有84%的德国人认为工作岗位问题是当前德国的首要问题，（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这是因为德国的最高失业人数一直在400万以上的高位浮动，成了治疗德国经济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科尔曾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迅速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结果败下阵来；施罗德上台后，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压低下降指标，希望双管齐下，获得圆满的结果，结果也是收效甚微。2001年全年失业人数为385万，（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2002年1月竟然达到430万，（注："Der Spiegel"Nr.6,2002（《明镜周刊》2002年第6期）。）远远高出全年预定的360万人。更令人寒心的是各方都认为今年德国的全年平均失业人数还将上升，要超过400万。于是当权者不得不将联邦劳动署的头头雅各达解职示众，其继任者格尔斯特便大声疾呼，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UMTS)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德国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图mpfung"（《反恐斗争》）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力申请。（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注：2002年1月30日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而所谓“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了协议，规
四、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否定的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瑞士和奥地利；财政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2000年为1113欧元，2001年为1488欧元，2002年为1854欧元；经常项目收支克服了近几年来的逆差，于2001年首次达到平衡；扩大了奖学金的发放范围，使45万个青年据此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8.5%，仅高于卢森堡；减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其比例只占全体工作人员的12.3%，低于美国的14.6%；逐步减少了联邦的净贷款额，1998年为289亿欧元，1999年为261亿欧元，2000年为238亿欧元，2001年为229亿欧元；物价稳定，从1998年到2001年年均只增长了1.4%；拟定的一系列建设知识经济，特别是建设信息（通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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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UMTS)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德国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图mpfung"（《反恐斗争》）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力申请。（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注：2002年1月30日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而所谓“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了协议，规
定2003和2004年联邦的财政赤字每年要比2002年减少0.5%，州和乡镇的支出每年至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联邦和社会福利保险的债务只能占全部债务的45%，而州和乡镇的债务也不能超出55%。（注：Beschluss des Finanzplanungsrates vom 12.02.2002（《2002年2月12日经济规划委员会决议》）。）显然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却十分发人深思，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与州和乡镇之间的妥协，而是两大党之间的妥协，在大选之年能达成如此之妥协实属不易，这又是一个两党政策趋同、并能进行合作的范例。
四、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否定的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瑞士和奥地利；财政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2000年为1113欧元，2001年为1488欧元，2002年为1854欧元；经常项目收支克服了近几年来的逆差，于2001年首次达到平衡；扩大了奖学金的发放范围，使45万个青年据此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8.5%，仅高于卢森堡；减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其比例只占全体工作人员的12.3%，低于美国的14.6%；逐步减少了联邦的净贷款额，1998年为289亿欧元，1999年为261亿欧元，2000年为238亿欧元，2001年为229亿欧元；物价稳定，从1998年到2001年年均只增长了1.4%；拟定的一系列建设知识经济，特别是建设信息（通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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