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既加强了人们的相互联系，也提高了人们自主、自立、自我选择的意识与能力。换言之，网络通信技术既有把社会成员在更大范围上联系起来的整合能力，也有赋予人们更具独立个性的作用，从而加大了社会整合难度，甚至分裂共同价值，冲击社会秩序。福山、鲍曼和卡斯特等人都论述过网络通信技术支持下的社会生活个体化趋势，对网络通信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分裂性冲击给予了很大关注。福山说：“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该时期的认同建构遇到了问题，因此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形式。这是因为对大部分个人与社会团体而言，网络社会是以地方和全球的系统的分裂为基础的。”他还通过对墨西哥哥萨帕塔运动、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和基地恐怖活动等社会运动的分析，论述了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变化，揭示了各种不确定的社会认同作为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力量，引发的社会分裂运动进而给人类带来的严重风险。与之类似，中国近些．年在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助燃”问题，也具有网络通信技术扩大社会认同、助推社会风险的效应。
　　三
　　因此，在新形势下分析中国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不能仅从直接的物质利益、权力地位或职业资源等关系着眼，还应当深入分析人们的价值信念和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近几年，经常有学者论及一些群体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把利益关系直观化的倾向。事实上，利益关系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一方面，处于不同阶层或群体中的社会成员在位置竞争、资源分配等方面确实存在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或物质利益矛盾，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何种社会因素构成了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以人们是否把这些社会因素看作利益、在何种关系中来认识这些利益为前提：而如何评价这些利益矛盾，又以人们的价值原则、价值判断为前提。所以，利益关系、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离不开人们的认识与评价，就此而言，利益关系具有不可否认的主观性。
　　时下很多关于社会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分析，通常都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西方语言中，“利益”同“兴趣”本是一个词：interest，并且这个词的含义首先是指兴趣，而兴趣就是主观认同。因此，西方学者论述利益问题时，一定要讨论人们的主观意愿、价值取向或社会认同。兴趣不是单纯的主观性，它是同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实践目标相联系的，而生存条件和实践目标就是现实的利益关系。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利益的追求、竞争和固守，都是以其对所追求的对象的兴趣为前提的。在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对物质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转化成不可遏止的财富欲望，市场经济也因此获得了永无止息的动力。然而，也有人漠视市场经济中金钱与财富的诱惑，走进宗教的殿堂，去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身体的安逸，形成了十几年来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潮。这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背道而驰的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这两种相互背驰的冲动在中国表现得如此显著，正说明了利益关系以兴趣和认同为基础或前提，利益关系的分化包含了主观兴趣或主观认同的分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是多方面的，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这使城市化面临一种崭新的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城市化集中起来的各种社会分化变得更加复杂，而其中一个最复杂的因素就是社会认同的分化，因此应当把社会认同的分化作为研究和把握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思考如何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化解社会矛盾时，应当把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不可回避的深层问题认真对待，深入分析网络技术怎样助推了社会认同的分化，并且怎样强化了社会风险在城市化中的集聚；否则，可能仅仅抓住了一些表层的、外在的分化现象或问题，而轻视了人们心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的分化，看不清在城市化进程中集聚起来的社会风险的思想根源或心理基础。
　　[本文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研究”10JJD840004中期成果。]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