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长鸣的城市警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所带来的生活的极大便捷和富足。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压在相对密集的城市空间中，伴随着传统单位的解体、群体差异的加大、个体意识的增强，过去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发展理念和管理模式，在整个社会风险一触即发、无限放大的情境下，倍显局促和无力，城市秩序和居民安全从而面临严峻考验。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必然要求下，“如何正视社会风险、调整理念步伐、实现公共治理”，已提上时代议程。为此，本期特邀七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从“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大城市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发展”、“应对体制性风险的发展型社会管理”、“‘过密社会’视域下城市社会管理的误区和盲点”、“现代性风险反思呼唤公民社会建设”、“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具有抗灾能力的安全城市”等方面，展开深入思考和充分讨论，我们殷切地期待广大读者积极参与。
　　——主持人李梅
　　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了明显加快的趋势，当人们为城市化进程加快趋势高兴之时，社会风险也接踵而至，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似乎正在同城市化进程展开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我认为，应当把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问题同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认同分化和社会矛盾集中等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为有效地深化对城市化风险的认识．
　　一
　　中国城市化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一样，首先是人口向城市流动、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概括地说，中国城市化也是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但中国城市化同西方城市化有着明显不同，即中国城市化是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分化背景下展开的。虽然西方城市化也伴随着社会分化，但西方社会分化既不是在计划经济控制下整齐划一的社会基础上发生的，也不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被不断扩大的，所以西方相同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远不及中国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已经深刻分化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更加尖锐的分化。其主要表现为：迅速展开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没有缓解社会分化，反而扩大了社会分化，并且把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压缩在越来越窄小的城市空间里。一方面，城市化要大规模开发城市资源，在土地、资金和人力的大规模运用中，少数精英获得了丰厚利益，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多数普通市民因为城市规模扩大、生活成本提高，却走向了相对贫穷：另一方面，城市化把大批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建设中，他们以繁重的简单劳动换取标准很低的工资，其生活水准不仅同城里的富人有天壤之别，就是同普通城市居民相比也有很大差别。
　　社会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差别，而社会差别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人们清楚认识，这种比较效应又与城市的空间变化密切联系。在城市化大规模开展之前，原来穷人并不一定都很清楚富人过着与他们十分不同的生活，因为城市空间较大、生活密度较低，相互之间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而且城市化之前城里富人也不是很多，所以贫富之间很少有机会接触，人们对贫富差别的认识也就不甚清楚。而城市化大幅增加了城市人口，提高了城市生活的紧密度，在日益拥挤的城市空间中，穷人同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贫富差别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那些大规模涌入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对社会差别的认识与之类似。在他们远离城市时，不仅不知道城里人过着何种水平的生活．还可能对农村广阔天地里朴实而平静的生活有幸福感。但他们进入城市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紧密拥挤的城市空间里，他们看到了与乡村生活悬殊的各种场景，不仅城里富人的奢侈生活令他们眩晕，就是普通城市居民也享有一些他们无法得到的待遇，使他们感到不平等、不公正。
　　概言之，城市化不仅把已经深刻分化的社会差别集中到更加密集、更加窄小的空间中，而且在有限的空间中明晰或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差别的认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扩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当作为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和对社会差别的主观认识都比较明确且在密集而窄小的‘城市空间中集中起来时，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必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也就可能由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
　　二
　　实际上，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只有被社会成员认识之后，才能生成各种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持续存在或进一步扩大，必然强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产生价值观念分裂，进而引发社会冲突。社会成员对利益、地位和其他生活条件的认识，不是科学认识论所讲的那种客观性认知，而是包含着平等、公正和善恶是非的评价，亦即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不仅是对自身利益和地位的认可，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评价，是社会成员形成社会态度、采取社会行动的主观根据。
　　卡斯特在通信技术革命和网络社会崛起的基础上，论述了全球化浪潮中的社会认同问题，在卡斯特看来，全球化通过世贸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促进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既使世界格局由分散走向集中，也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因此，正是在少数强国极力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规模越来越大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风险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那些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得以发生的主观基础就是社会认同的分化。
　　虽然全球化同城市化在展开范围和追求目标上都有很多不同，但就分散向集中的变化而言，两者具有共同性。而且，中国的城市化和世界的全球化，都是在新通信技术和网络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不仅使社会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15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另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6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70%的业余时间用来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也达到50%。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城市生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社会认同问题也就必然随之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给人们的沟通交往带来极大便利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与风险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