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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世界的变数


  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自此进入单极时代。单极霸权 模式的始作俑者是查尔斯·克劳瑟默。(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威廉·沃尔弗斯则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单极稳定论。他的《单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试图从理论与 经验上论证美国治下世界的持久与和平。其基本观点是:冷战后,美国的优势是空前的 ,既明确又全面。毋庸置疑,国际体系是单极的,制衡不仅得不偿失也是徒劳的;单极 体系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其一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优势,其二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缘; 单极体系的不确定性最小,它消除了霸权竞争和均势政治,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和平的 。(注: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
pp.5-41.)
  以结构现实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单极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进而消除国 际冲突的根源,国家仍要自助,有些国家选择“随大溜”(bandwagoning),仅是一种求 生存战略的表露,霸权国的压倒优势和均势政治与霸权之争的终止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 。回顾冷战之后的历史现实,我们发现单极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各主要力量一直在寻求 自己独立的空间,从未放弃制衡美国的战略;大国竞争的焦点在经济,均势政治仍然是 它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之一。单极稳定论在理论上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所依据的 事实也经不起推敲。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对单极稳定论进行分析与批评,并对单极世界 的前景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关于单极稳定论的争议
  单极稳定论的基础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认为,只有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国际 秩序才能得以维持;霸权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国际秩序,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并承担全部成本;为了赢得他国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它容忍搭便车(free  ride)现象的 存在;霸权是以压倒性的优势为后盾的,因而权力愈集中,优势愈大,国际秩序便愈稳 定;但因竞争优势的流动性,维持霸权的成本以及搭便车这三个因素,霸权国注定要走 向衰败,被新的霸主所代替,新旧霸主的转换机制是霸权战争。(注:樊勇明:《西方 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8页。)
  单极稳定论同样建立在权力的不平衡有利于和平这一命题之上。它秉承了霸权稳定论 的基本内核,但又对其加以发展。沃尔弗斯认为,维持单极体系所需的力量比大多数学 者们的测算要低的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衡霸主却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而在 单极体系中不再出现均势政治,其它国家也不再向霸主挑战,转而选择追随。美国在经 济、军事、技术和地理等方面具有空前的优势,其他国家试图抗衡美国是不现实的,舍 追随美国,别无它途。(注: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Unipolar  World”,pp.26-35.)在此意义上,沃尔弗斯断言,单极消除了国际体系中冲 突的主要根源,保障了它的稳定与和平。
  沃尔弗斯的单极体系似乎是稳固的,但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又并非如此。首 先,单极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根本结构,仍要受到国际无政府状态逻辑的制约。其次 ,霸权国在未受制衡的情况下,其行为很难预测,体系的走向并不明朗。
  沃尔兹指出,极的改变是体系内部的变化,它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结构。 极的改变影响到国家为自己提供安全的方式,但国家仍要自助,仍要追求势力的均衡。 (注: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p.5-6.)既然单极体系仍是无政府的体系,权力 的不平衡必然迫使各国采取种种措施去制衡占有优势或支配地位的国家,恢复体系的平 衡,因为“失衡的力量,谁行使它都是对他人潜在的威胁。”(注:Kenneth  N.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p.28.)
  冷战后美国的优势是前所未有的。即便如此,它仍无法阻止霸权竞争和均势政治的发 生。一个国家可以对体系力量的失衡置之不理,无视均势的法则,追随强国,换取眼前 的安宁或利益,但它最终必然会遭到惩罚。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各国倘若不依靠自己的 实力,而寄希望于霸主的善意与仁慈,其利益能否真正得到维护是大有疑问的。1996年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完成了一份被哈佛大学教授里查德·库珀称作“本世纪最重要的 ”研究报告。该报告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四个层次: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 利益和次要利益。它明确提出,为捍卫其根本利益,美国将不惜诉诸武力。(注:倪世 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54页 。)罗伯特·阿特也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其至关重要利益之间的联系是明确、直接 的。(注:Robert  J.Art,“Geopolitics  Updated: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Engage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No.3,1998/1999,p.99.)在安全领域, 各国总是关注相对收益。只要权力失衡主宰国际体系,其秩序最终必然反映强者的利益 。各国唯有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实力,追求权力的均衡,自身的利益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霸权稳定论在安全领域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注: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0页。)。问题是:如何解释许多国家追随美国呢?
  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看,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安全。(注:肯尼思

·沃尔兹:《国际政 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沃尔兹指出,均势 理论并不是期待国家一直采取制衡行动。制衡、“随大溜”都是生存的战略。许多国家 在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回旋余地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追随强国,但这只是权宜 之计。制衡的出现可能是缓慢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注: 参见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p.30,pp.38-39. )“随大溜”表面上看是一种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战略,实际上是有代价的。二战后 英国一直追随美国,但它马上便发现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而在它们之间的利益 发生冲突时,英国从未受到“特殊照顾”。各国不会无视历史的教训,不去计量自己的 长远利益。制衡不一定发生在军事领域,完全可能在经济

《单极世界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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