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农民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城市及沿海地区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市政的运作、维持，各级政府自身运营，还严重依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基础——土地财政；而这正是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结构：低端的对外加工出口经济，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权力一资本对乡村、对农民的剥夺与抑制，帮助沿海某些“血汗工厂”呈现出貌似真实的比较收益的吸引力，于是超低收入的半无产者——农民工——就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土地财政则不断地通过强制性、垄断性的地产开发，既为“血汗工厂”降低成本，又为地方政府获得运转的财政和收益，同时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为市民或伪市民，或将市民变为低端市民。很多年来，土地财政的高效、蛮横，主要表现在城市及其周边，而城市及其周边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时，地方政府一资本联合而成的推土机，就必然借助各种各样的名义，更加大规模地向农村开去，而正在被快速推进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就是这辆硕大无比的推土机的加速器。
　　
　　很明显，这种以权力一资本为主要调节杠杆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结构，根本上是缺少内在可持续活力的互为绑架性的结构：海外经济（需求）绑架沿海发达地区、绑架城市、绑架中国经济，沿海发达地区绑架内地欠发达地区，城市绑架农村，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城乡人民权利的有区别的控制、侵犯来控制城市、农村，将幅员辽阔的中国，逐渐变为以低端出口加工业为核心的、性质单一的大工厂。因此，这种结构不仅决定了农村注定要成为发展成本的最后的支付者，也决定了此种发展的高度依赖性、食利性的本质。由这种本质所决定的城市，自身是脆弱的，根本没有充足的内力吸纳、消化大批“被城市化”的农民：被抛入城市的农民们，不仅现在成为“伪市民”，而且不久的将来，更会变成空有几间旧房的城市难民。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传统家园的被毁而成为城市难民之后，城市、城市市民也就要与普遍性灾难同在了。
　　
　　第二，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导致多样性文化的消失。虽然新中国头30年的各种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生态结构，但是那种破坏还不是毁灭性的，因为被集体化、社会主义化控制、分割、固化的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生活的传统基础，还大致存在。正如作家李锐所回忆的，当年他们来到农村时惊奇地发现，上千年前就出现的二牛抬扛式的种地方式，仍然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们沿用着，这种发现对日后众多知青作家转向寻根文学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在内地农村，尤其在更为偏远的少数族裔地区，其传统的文化样态，保存得更为完整。近2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社会结构的巨变，迅速、全面地冲击、改造着中国文化最后的存在生态：而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运动，则是将仅存的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后存留的基础——农民一土地一居住一生产一生活相互一体的生态格局，彻底铲除了。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人士来说感触最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要稍微对身边发生的相关情况做些观察和思考，也不难体会到。
　　
　　例如，几个月前，我曾到中国最富裕的县市之一，所谓“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参观学习。江阴市、华西村的富裕，城市化程度之高，让孤陋寡闻的我大为吃惊。我原先脑海中江南鱼米之乡的想象，在江阴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影子。市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城市化的建筑格局，城市中央的所谓的文化广场，规模宏伟、壮观，除了星点的装饰之外，没有什么真正活的传统的自然人文空间形态，而且其基本建筑构想、模式，与我在其他许多地方见到过的所谓文化广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毫无独特性而言。而乡村也是一块块被集中化了的村民住宅或别墅区（当然还有成片的厂区），农村新居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但也是了无特色的类城市化的小区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农村的楷模华西村，在村中央集中地建立起了九座高塔，其中有一座号称是世界（亚洲？）第一高的钟楼。同时还有一些西式的高楼大厦，其中正在建设的中国第8高、世界第15高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是典型的西式摩天楼建筑。在这密集的钢筋水泥构成的村中央建筑群中，点缀了一块小小的所谓江南水乡之景，景当然是死景，水也是死水。在村中央区的远处小山上，蜿蜒而上建造有小号的长城、天安门。这还不是全部，在所谓加强第三产业建设精神的指导下，该村周围的其他地方，还建有好几处中式或西式的公园以吸引游客。引导我们参观的人介绍：这里的建筑风格多样，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洋的有土的。我们老书记（吴仁宝）说，领导来了，喜欢洋的我们带他看洋的：喜欢土的，我们带他看土的；喜欢社会主义的，我们带他看长城、天安门。言者洋洋自得，难道这样的没有自我历史、克隆复制的大杂烩般的新农村生态，真应该是中国所有农村为之效仿的榜样，未来发展的楷模吗？
　　
　　然而，从各地传来的城镇化改造的故事，不正是在仿效“天下第一村”吗？华西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碍于外在条件，不那么好模仿，但把农民的房子拆了，集中盖农民别墅，克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故宫、白宫，重建假古董、假中假西的公园等把戏，对某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说，却不在话下！而隐藏在发展之后的动力，则是形异而质同的向土地要发展、要资源、要GDP高速增长、要政绩的诉求。难道小康、现代化，非要以彻底铲除我们的文化记忆为代价吗？
　　
　　第三，正展开的城镇化改造，不仅仅是对农村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摧毁，中国文化生态的摧毁，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园的损毁。
　　
　　众所周知，在近30年的中国发展中，大量土地被占用、被废弃，众多的河流被污染、断流，原先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区江南地区，已经变成了外向性加工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之一，大片的农田，已经被工厂、住宅、水泥建筑和道路所覆盖，而为十几亿中国人生产粮食的重任，已经快步地由原来的东中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原先承担着水土保持重任的许多西部地区的草原、森林地带，不是变成了粮食、棉花的产地，就是被矿产开采所破坏，或者成为自然生态恶化的牺牲品。国家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18亿亩耕地红线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尽管国家有不少生态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GDP至上、发展冲动的推动下，中国的自然生态条件总体还在日益恶化。在沿海地区日益重视生态治理、追求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中西部地区，却热情地期待着沿海地区的原有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如果说落后低效产业问题，离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农村城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