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市化转移运动——稍微有点远的话，那么不妨还让我们再结合上面的事例，作进一步阐释。比如我前面介绍过的中国第一模范村华西村，还有其他更多的关于中国农村城市化转移的事例都可以说明，隐藏于其深处的重要动力，都与通过置换农村土地使用的途径，换取地方发展、财政收入、官员个人利益的需要直接相关。而这一切，又都主要落实于通过对农民权益的剥夺之基础上。18亿亩红线政策的被扭曲化的现实（即通过强拆传统农居，让农民集中居住楼房或让农民跳跃式地变身为市民，以此换来所谓的土地财政、耕地面积、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之所以会发生，根子不在18亿亩红线本身，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危险的由权力一资本杠杆推动的互为绑架性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不过这也与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出台背后的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即这个政策的制定，只看到了耕地与粮食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真正考虑到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位置，没有真正考虑到他们的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自我定位、自我设计、自我安排的自主权。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不会真正想想为什么农村会形成传统形式的户居一生产一生活的综合性单元结构，而且这一结构虽经无数社会动荡，一直延续至今；不会真正考虑，这种看似陈旧、落后的单元性户居一生产一生活结构中，所包含的自然与人、单个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稳定、循环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尽管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的城镇化政造的宏观规划，都包含尽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良好用意，但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中国乡村、可自然调节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生产一生活结构、农民一土地结构，都将被推倒、打碎，直到幅员辽阔的中国丧失自我调节能力、丧失灾难后复苏、再生的可能性为止。显然，面对这样的情况，亟待研究并实施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