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姚新勇
内容摘要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驱赶出家园坠变为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的过程。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将造成多样性文化的消失。最终还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园的损毁。
关键词 农村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 权力一资本 文化样态文化记忆
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
一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牧业文明凋零、摧残的过程；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化危机的总体性表现。不过，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农业中国被现代化摧毁的进程，却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模式，即内部的无边的激进摧毁性。这种无边激进的摧毁性，一方面使得传统中国的消失呈现出神经质的跳跃式症候：另一方面，没有给中国留下消化传统农业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调节时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人类都面临着过度现代化的危机，但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管多么快速，大致都还有现代化弊端自我调节、自我消化的时间，哪怕是那些现在看来破产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还保留着重生、复兴的可能，而唯独中国如果不立即刹住正摧毁自己家园的推土机，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因为这辆现代化、城市化的推土机，具有无穷的推进的能力、渗透的能力、摧毁的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辆推土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不断地以加速度前行，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革命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它的“农民”特质，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理想实现的目标还是从其合法性宣传来看，应该就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然而，194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中国改造运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却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解放农民、农民当家作主目标的反面：传统的乡村结构被打碎，数千年的乡村自治被消灭，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实质就是被国家化），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家乡，既不能流动，也不能自我管理，就是连生产、生活的自主权都被严重影响。这样一个个被凝固的乡村，既分散又集中地形成了一个板结化的农村中国。
不少怀念新中国头30年的人认为，1950年代基本完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以当下的现实反观历史，与其说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准备了基础，不如说是在为中国农村今天的困境，生产、装配着一辆硕大无比的权力结构的推土机。也就是说，通过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第一次全面地将整个农村、整个城市、整个中国控制在手中，国家成为全能式中央集权化机器。不过这架机器，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在实施着全面改造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工程，但是或许还不能说是全面开始了摧毁中国农村的进程。因为，尽管历史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规模更为扩大，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大动荡，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动荡主要还是表现于城市地区，广大的乡村虽不同程度被卷入到“文革”浪潮中，但农民一家三代或四代生活于乡村、依靠土地生活、日作暮息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打破。乡村最为基本的家庭结构、以土谋生、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生活结构依然保留。只要这个基础不被摧毁，尽管人们受够了“文革”专制瞎折腾的苦头，但只要控制有所松动、自主的条件有所恢复，中国的活力、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就会重新被激活。这正是1978年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头六、七年，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普遍情况。
但是有限放权所产生的制度性效益，很快被消耗一空。一方面农民被束缚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产权”的国家控制下：另一方面，沿海外向性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土地财政同步扩展，两者双向互动，正式起动了权力一资本的推土机。1980年代中期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踏上了到沿海、到城市打工谋生的道路。开始时，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民，主要还是乡村青壮年男性，逐渐青壮年女性也随之而出，再后来是拖家带口地长年生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各大中城市周边的垃圾圈，形成了变态的“有机生态共同体”；而许多乡村也严重地凋零化、空壳化。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排斥（其实城市也无力容纳）和家乡田地、房屋的保留，乡村还没有被彻底淘空、摧毁，那里还有祖父辈和小孙辈以及部分中年妇女的留守：农忙季节，不少农民也会返乡助农；一年一度的春节，城市候鸟们也会返回乡村与自己年迈的父母、留守的妻儿短暂团聚。就这样，打工漂泊，无尽的留守等待，让农村在被日益掏空中还艰难、顽强地残存。虽然乡村越来越凋零、空洞化，虽然出外谋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固定化，虽然乡村之家，越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绝大多数在外拼生活的农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它，他们就有根，在外走投无路时，就有退守的根据地。所以，无论在外多么辛苦，城市对他们多么苛刻，他们都能顽强地坚持。留守的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工最后的根基、最后的寄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稳压器，中国最基础的生存根基。但是，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人最后的命脉，正遭到权力一资本所驾驶的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的冲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
二
首先，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变为城市边缘人的过程。这主要从三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现阶段正普遍展开的农村城镇化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即表现为由政府权力强制主导、推进的过程。许多农民是被看得见的权力之手和看不见的资本之手．强制性地抛到城市中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园被推倒、摧毁，农民们被迫失去家园，被安排成为所谓的“伪市民”。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近30年来的高度现代化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城市经济自然的现代生长，而是建立在低端产品的对外贸易加工之前提上的。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严重依赖于沿海对内地、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的剥夺：而且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不均衡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剥夺，而且是地方政府高度集中的权力或直接实施或联手资本进行的不均衡的掠夺。也就是说，外向性的加工产业和各种对农业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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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
内容摘要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驱赶出家园坠变为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的过程。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将造成多样性文化的消失。最终还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园的损毁。
关键词 农村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 权力一资本 文化样态文化记忆
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
一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牧业文明凋零、摧残的过程；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化危机的总体性表现。不过，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农业中国被现代化摧毁的进程，却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模式，即内部的无边的激进摧毁性。这种无边激进的摧毁性，一方面使得传统中国的消失呈现出神经质的跳跃式症候：另一方面，没有给中国留下消化传统农业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调节时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人类都面临着过度现代化的危机，但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管多么快速，大致都还有现代化弊端自我调节、自我消化的时间，哪怕是那些现在看来破产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还保留着重生、复兴的可能，而唯独中国如果不立即刹住正摧毁自己家园的推土机，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因为这辆现代化、城市化的推土机，具有无穷的推进的能力、渗透的能力、摧毁的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辆推土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不断地以加速度前行，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革命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它的“农民”特质，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理想实现的目标还是从其合法性宣传来看，应该就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然而，194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中国改造运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却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解放农民、农民当家作主目标的反面：传统的乡村结构被打碎，数千年的乡村自治被消灭，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实质就是被国家化），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家乡，既不能流动，也不能自我管理，就是连生产、生活的自主权都被严重影响。这样一个个被凝固的乡村，既分散又集中地形成了一个板结化的农村中国。
不少怀念新中国头30年的人认为，1950年代基本完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以当下的现实反观历史，与其说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准备了基础，不如说是在为中国农村今天的困境，生产、装配着一辆硕大无比的权力结构的推土机。也就是说，通过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第一次全面地将整个农村、整个城市、整个中国控制在手中，国家成为全能式中央集权化机器。不过这架机器，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在实施着全面改造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工程，但是或许还不能说是全面开始了摧毁中国农村的进程。因为，尽管历史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规模更为扩大，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大动荡，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动荡主要还是表现于城市地区，广大的乡村虽不同程度被卷入到“文革”浪潮中，但农民一家三代或四代生活于乡村、依靠土地生活、日作暮息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打破。乡村最为基本的家庭结构、以土谋生、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生活结构依然保留。只要这个基础不被摧毁，尽管人们受够了“文革”专制瞎折腾的苦头，但只要控制有所松动、自主的条件有所恢复，中国的活力、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就会重新被激活。这正是1978年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头六、七年，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普遍情况。
但是有限放权所产生的制度性效益，很快被消耗一空。一方面农民被束缚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产权”的国家控制下：另一方面，沿海外向性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土地财政同步扩展，两者双向互动，正式起动了权力一资本的推土机。1980年代中期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踏上了到沿海、到城市打工谋生的道路。开始时，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民，主要还是乡村青壮年男性，逐渐青壮年女性也随之而出，再后来是拖家带口地长年生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各大中城市周边的垃圾圈，形成了变态的“有机生态共同体”；而许多乡村也严重地凋零化、空壳化。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排斥（其实城市也无力容纳）和家乡田地、房屋的保留，乡村还没有被彻底淘空、摧毁，那里还有祖父辈和小孙辈以及部分中年妇女的留守：农忙季节，不少农民也会返乡助农；一年一度的春节，城市候鸟们也会返回乡村与自己年迈的父母、留守的妻儿短暂团聚。就这样，打工漂泊，无尽的留守等待，让农村在被日益掏空中还艰难、顽强地残存。虽然乡村越来越凋零、空洞化，虽然出外谋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固定化，虽然乡村之家，越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绝大多数在外拼生活的农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它，他们就有根，在外走投无路时，就有退守的根据地。所以，无论在外多么辛苦，城市对他们多么苛刻，他们都能顽强地坚持。留守的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工最后的根基、最后的寄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稳压器，中国最基础的生存根基。但是，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人最后的命脉，正遭到权力一资本所驾驶的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的冲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
二
首先，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变为城市边缘人的过程。这主要从三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现阶段正普遍展开的农村城镇化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即表现为由政府权力强制主导、推进的过程。许多农民是被看得见的权力之手和看不见的资本之手．强制性地抛到城市中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园被推倒、摧毁，农民们被迫失去家园，被安排成为所谓的“伪市民”。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近30年来的高度现代化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城市经济自然的现代生长，而是建立在低端产品的对外贸易加工之前提上的。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严重依赖于沿海对内地、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的剥夺：而且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不均衡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剥夺，而且是地方政府高度集中的权力或直接实施或联手资本进行的不均衡的掠夺。也就是说，外向性的加工产业和各种对农业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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