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理论上反本质主义和在政治立场上告别总体革命确实存在着困难，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后现代主义这个透境来审理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以更激进的形式掩盖了后者的这个事实：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在这一点上它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旨趣。进一步，在此我们也清晰地理解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增殖。因为，确实如阿龙生等人所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垮台之后“哀悼”之后“新的开始”(注：Aronson.R.After  marxi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不过，在这里，“新”可能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因为其对生产力的批判和对阶级政治的告别等重大立场都直接来自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关于生产力批判，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线索中，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卢卡奇提出的。他在那本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接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已经成为奴役的力量，而资本主义文明的顶点则是对自然的统治(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而从3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也实际地一步步把这一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理性的批判，并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实际开启一种后人学的大门。更不要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更是后现代思潮的直接支撑点了(注：参阅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为后来的生态政治提供了深层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只是在现实层面加强了这种需要。当然，把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话语结合起来确实是一种新做法，只是本文无法展开更为详细评论。总体上说，生态逻辑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显性地位，第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逻辑发展。第二，在当代契(迎)合着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这两个特征又进一步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积极意义自不必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在生态、少数、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工具时，后现代主义成为其组织变革的动力时，如何避免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谋的问题便凸现。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是中肯的(注：参阅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阶级问题。诚然，在卢卡奇实际地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之际，他已经面临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消退的问题(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非革命化问题)，因此他的阶级意识问题的提出已经隐含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在这其中，既有福利国家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等人的焦点问题)，也有所谓白领问题(米尔斯的焦点问题)以及无产阶级的心理异化问题(马尔库塞的焦点问题)等，但不管怎样，霍克海默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断言：“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溶合到社会中去了”，这确实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尴尬境遇(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既产生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和“文化大拒绝”理论，又产生了法国高兹的“告别无产阶级”理论。特别是后者，以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方式较为全面地抛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阶级观点，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因此，这些理论倾向在直接意义上代表了西方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认同点，正是通过这些认同点，他们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式批判，以激进多元民主的形式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的方向。
　　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势看，它们主张“告别革命”、声称女性主义等差异立场、强调生态政治等，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有人声称这种立场，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样做是相当浅薄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放诉求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或其他少数立场都可以兼容，问题在于理论家们对于一种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出发点理解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便是勒伏弗尔及其理论影响，在他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的逻辑分析影响下，既产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思潮，又融合进戴维·哈维的“人民的地理学”之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还影响了卡斯特的后马克思主义“网络社会学”，而他本人则终生抱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上述差异中，鲍德里亚无疑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断裂(质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认为超出了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重起炉灶；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变化是事实但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要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卡斯特汲取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资源并一直保留了它们，但它经由阿兰·图尔纳和丹尼尔·贝尔修正了当代社会的分析范式并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姿态。由此看出，这几种差异的理论立场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上终结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的不同理论动向。在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受挫背景下转向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左派思潮，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在于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但事实上无一例外地在最基本的理论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批判马克思来确立自己的理论。
　　　　　　三
　　在现象上，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兴起，诚如希姆所言，决定性地表示多元主义的历史浮出表面(注：Stuart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P5.)。在这其中，贯穿着诸多重大因素，而最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重要地位的逐步消失。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看，如果从《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结论出发，把它视为狭义的19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无产者的政治理论，这必将带来重大的问题。因为，那一种阶级状况

无疑在马克思身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复杂争论从侧面反映了当代的复杂性。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借鉴大卫·哈维关于剩余价值的当代生产形式分析和斯克莱尔对跨国资本家和跨国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学分析，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正确地解释当代的阶级变化，但无论如何从全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形式上已经不能直接采取20世纪早期的政治革命形式，这也是一个事实。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城市社会运动、对少数和边缘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对生态、对文化的关注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如吉布森—格雷汉姆所言，“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变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注：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相反，它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动向是一致的。
　　但无论如何，在面对后马克思主义之际，也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理解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然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重要理论任务之一，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只在批判形式上徒有虚名，我们是否能够把一种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来说，把这样一种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无疑在哲学上已经较为彻底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方法论要求。正是这一原因，雷兹诺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而不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场的真知灼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