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注：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张明仓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反观马克思主义，尽管从外部对它的歪曲和从内部对它的超越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冲动在其诞生后一直未曾中断，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场革命，它的价值与意义却不曾因此而被削弱。事实上，按照20世纪知识学语言来说，那么多出类拔萃且德高望重的学者、政治家对马克思的群起而攻之，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它的潜在正确性。也即是说，贯穿于20世纪的争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事实性注释。更进一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一种个人话语，而是一种集体解放的智慧，无论是在理论生产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斗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更新”或“升级”也都是一种必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重大争论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但复杂的是，随着“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出现，我们便面临一个学术难题：如果把那些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派别按照学术惯例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或“某某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是否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呢?这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对某些新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持谨慎的态度，从逻辑上鉴别其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洋为中用”，从而为我们理解自身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