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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953年批判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一个错误的开端。中国的革命要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本来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自己再也不提新民主主义社会,反而批判别人提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两个不可分割的观点,但建国后实际上只讲不断革命论,不讲革命发展阶段论。就农村来看,土改以后提出“趁热打铁”,不停顿地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29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不仅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而且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历史定位如此地超前与混乱,在革命和建设的决策上也必然出现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大意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面临着纠正长时期来“左”的错误和拨乱反正的任务。按照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拨乱反正呢?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指导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一切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纠正过去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多元化经营。这些政策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城乡经济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然而,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却遭到了有些人的非议,认为对于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农村来说,这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为纠正长时期来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贯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适应我国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然而,这一正确方针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认为公有制已经在一切领域占绝对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十足的倒退。 
为纠正长时期来闭关锁国的“左”倾错误,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政府在1980年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允许特区经济发展的资金可以利用外资为主;在全国还主要是实行计划调节的时候,特区的经济活动可以实行市场调节;在税收、土地使用费、出入境管理方面,对前来特区投资的客商给予特殊的优惠和方便;国家给特区比较多的经济活动自主权,以让特区在利用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方面先行一步,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但这又惹恼了一些人,以为这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阵地。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新政策,每一个步骤,都会发生原则性的争论,出现重大的意见分歧,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历史定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形势,促使邓小平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前夕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则。”(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第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初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三大还指出,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组成的,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全面改革,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以解放生产力;坚持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邓小平完全肯定了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述,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提醒全党必须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现实,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历史定位上使我们从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判断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实中,而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经济建设中则发

挥了巨大的威力,带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不同的模式。马克思的模式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经过短暂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邓小平的模式适用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进入社会主义后,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说真正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时间也必然不尽相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各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中叶的长达100年左右的时间中, 中国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这漫长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情况必然会有变化。我们只有从初级阶段中变化了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从各地区各部门所面临的新形势出发,坚决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办事,才能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尽早使中国富裕和强盛起来。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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