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

　　
　　此外，农民工的培训，基本上也是靠农民工在就业岗位上边干边取得的，而没有像下岗职工那样，得到了专门的转岗培训。
　　所以，在目前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推进非正规就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高的。“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迅速崛起是在政府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的。发展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那些动用了国家大量资源的大项目、大工程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远远及不上投入有限、看似分散弱小的非正规部门。”（胡鞍钢，2000:4）
　　正因为如此，国际上一贯非常重视创造非正规就业岗位。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开发了微型信贷项目，扶持小型家庭企业等微型企业。在菲律宾，这一项目创造了3.6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个岗位的成本只有5千比索（合185美元），60%的借贷者都是妇女（努罗·阿明，1994:32）。正因为其效益高，很多国家都注重在政策上减轻非正规部门获得信贷的难度。
　　以较低的平均岗位成本的投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该政策可以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支付，所以，它也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很好对策。
　　　　3.非正规就业的劳动效率
　　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曾被一些人视为低效率的，以为它仅由弱势群体构成的、仅仅是具有缓解贫困功能的就业。然而，中国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并非如此。中国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是高效率的、它是由具有强大经济活力的精英群体构成的。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繁重的体力劳动主要靠他们完成的。
　　国际上的一些研究证明：“尽管非正规部门的某些部分从实质上必然由边缘化活动构成，但必须认识到该部门具有尚未开发的巨大生产和就业潜力。对非正规部门的这种潜力认识不足，再加上在发展规划中偏重现代化部门的做法，好像限制了非正规部门在国家发展中的参与机会。”（努罗·阿明，1994:48）
　　秘鲁著名社会学家Hernando  De  Soto曾通过一项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实地研究证明，秘鲁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该著作题为《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里的看不见的革命》，Hernando  De  Soto根据他本人在秘鲁的长期实地考察证明，秘鲁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巨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部门完成的。该书通过详细的资料论证，无论是秘鲁的商业、建筑业还是交通业，非正规部门的效率都大大高于正规的国有企业(Hernando  De  Soto,1990:7,12-13,62-69,173-177)。
　　笔者在北京市丰台区作调查时，也看到了高效率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在农民工的服装加工业里，劳动者人数不多，但却非常有效。服装加工业的店主们每天在市场上细心观察，力图发现市场上的消费趋势，一旦他们发现哪一种服装销售得比较快，就立即赶回加工作坊，迅速赶制此类服装，第二天他们就能够以比其他同类产品低一倍以上的价格销售给服装商店，于是，这类畅销服装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根据这些农民店主的经验，一种服装的畅销也就持续两三天时间。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捕捉市场信息，缩短生产周期。此种竞争能力是很多其他类型企业所无法比拟的。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也都证明，非正规部门提供了比正规部门价格更低、数量更大、质量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国际劳工局，1993:2）。
　　　　4.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贡献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服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北京，每年春节，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后，城市的服务体系几乎陷入瘫痪。很多饭馆关门，老人的家庭服务失去依靠，甚至连“送牛奶”也成了问题。
　　本次调查分别对于城市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询问了两个问题。结果发现，无论是北京市民还是外来人口，他们都高度认同外来人口在日常生活服务方面的贡献，请看表3、表4。
　　　　表3　对于“外地人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的说法，您是否同意？  
态度　　　　　　　  北京城市居民　　　　　　　外来流动人口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很不同意　　　　　1　　　　　  0.3　　　　　　0　　　　　　0
不同意　　　　　  18　　　　　  5.6　　　　　　6　　　　　2.0
中立　　　　　　  37　　　　　11.6　　　　　  27　　　　　8.9
比较同意　　　　207　　　　　64.7　　　　　152　　　　  49.8
非常同意　　　　  57　　　　　1

　　
　　表3显示，82.5%的北京市民和89.1%的外来人口都认同于“外地人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的说法。
　　　　表4　对于“外地人为北京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说法，您是否同意？  
态度　　　　　　　　北京城市居民　　　　　　  外来流动人口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很不同意　　　　　2　　　　　  0.6　　　　　　2　　　　　0.7
不同意　　　　　  22　　　　　  6.9　　　　　　2　　　　　0.7
中立　　　　　　  53　　　　　16.5　　　　　  14　　　　　4.6
比较同意　　　　197　　　　　61.6　　　　　127　　　　  41.6
非常同意　　　　  46　　　　　14.4　　　　　160　　　　  52.5
合计　　　　　　320　　　　  100.0　　　　　305　　　　100.0

　　
　　表4显示，赞同“外地人为北京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说法的，在北京市居民中占76%，外来人口中占94.1%，均属于很高的比例。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非正规部门在财政收入上往往也有突出贡献(Harper,1996:97-112)。例如，在菲律宾的圣富尔南多(San  Fernando)，非正规企业向城市当局交纳的费用中“税收占总费用的47%，收费占46%，租金占7%，平均每个企业年交费1100比索，62%的企业都交纳了税费。这些年度交费约占每个企业平均使用资本的1/3，为城市财政总收入的41%。”（努罗·阿明，1994:44）所以，只要管理适当，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是可以做出巨大的“正规”贡献的。
　　　　三、关于非正规就业的“非正规性”与“违规”问题
　　传统上，有一种错误认识，以为“非正规就业”就是违法就业。其实，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并不违法，所以，不应该采取打击手段。
　　这就遇到了怎样来定义“非正规”概念的问题。国际上一般认为，非正规经济与违规经济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非正规经济不简单等于“地下经济”；其次，非正规经济不等于违法经济；第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不简单等同于城市贫困层，虽然两者之间有一些联系。1997年，国际劳工组织就曾经指出：“非正规部门的范围只包括被视为合乎社会愿望的有酬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