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

中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低报酬的工作，这显然降低了教育的作用。相反，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如舒尔茨(Schultz)所指出：“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学习和使用某些现代技术”[12]。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更有可能从事家庭非农业经营或进入乡镇企业，这些非农业活动能显著地提高他们的收入。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13]。
　　利用收入方程，我们可以计算每个观察值的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进而计算每人的城乡工资差距，并纳入结构方程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表2中的回归7和回归8为结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迁移概率和年龄都呈倒U形曲线。文化程度仅能提高男性的迁移概率，对于女性的迁移决策不起作用。文化程度是决定迁移预期收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越强，迁移成本也就越低。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容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一般来说，男性在迁移中处于“主动”地位[14]，因此他们的文化程度对迁移过程的影响较大：文化程度既直接作用于收入（见表1）；又通过提高迁移概率而间接作用于收入（或者说提高预期收入）。然而对女性来说，由于她们在迁移中时常处于“从属”地位，如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她们的迁移决策可能更取决她们的配偶等人的迁移行为。此外，如前所述，妇女在非正规部门的具有优势，她们的就业可能不太依赖于文化程度。因此，对于给定的收入差距，文化程度对女性的迁移概率作用不大。此外，土地的短缺对劳动力外迁构成一种推力。婚姻对流动有很强的负作用：家庭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子女的抚养，意味着稳定生活的开始，这无疑提高了迁移的成本。家庭规模对女性的迁移起正向作用，而对男性的迁移不起作用。这似乎说明妇女的流动更受家庭的羁绊。
　　　　表2　迁移决策方程的估计
　　被解释变量：迁移者＝1，非迁移者＝0
　　附图
　　说明：括号内为t验检值。“…”表示数字的绝对值不足0.001。***、**和*分别表示结果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最后，我们的结果证实了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该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就越强。
　　（三）迁移概率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回应
　　上节的估计结果可以用来模拟某些政策的效用。在此，我们重点讨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相对工资和迁移概率的影响。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来自两种情况：一是农村收入的上升；二是城市收入的下降。前者意味着乡城迁移的机会成本的提高。按照托达罗的观点[15]，通过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来降低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刺激，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关键。至于后一种情况，由于工资的刚性，城市收入的绝对水平一般是不会下降的。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有些部门以各种名目向进城的农民征收一些附加费用[16]，实际上相当于压低了乡城迁移者的收入。在此我们作两种模拟：农村收入上升10%和城市收入下降10%。前者是保持城市工资不变，将表1农村收入方程中的常数项提高10%；后者正好相反，保持农村工资不变，将城市收入方程中的常数项提高10%。
　　我们用城市和农村收入的几何平均值之比（城乡相对收入）来衡量总体的收入差距。至于迁移概率，参考Perloff的工作[18]，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来衡量整个群体的迁移概率。第一种方法是计算所有人的迁移概率的算术平均值（以下简称平均值）；第二种方法是计算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以下简称50%标准）。我们先根据上节的估计结果，计算出的城市和农村当前的相对收入、平均迁移概率和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将这些值取为初始状态。然后我们通过变动城市或农村的收入，利用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模拟出以上三个统计量相对于初始值的变化。
　　表3为模拟结果。由于城市收入一般高于农村收入，所以城市收入下降10%对相对收入的缩减作用显然要大于农村收入上升10%的作用。对于男性来说，如果农村收入上升10%，城乡收入比将下降21.5%；平均概率将下降4.9个百分点；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下降4.1个百分点。如果城市收入下降10%，同样是对男性，城乡收入比将下降30.1%；平均概率和迁移概率大于50%的人的比重将分别下降7.1和6.7个百分点。女性的结果同男性类似。与男性相比较，女性的城乡相对收入对农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远远弱于男性，但对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则要强于男性。此外，从迁移概率来看，对于城市工资的下降，男性和女性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对于农村工资的上升，男性的反映则大大强于女性。
　　　　表3　农村工资上升或城市工资下降对相对收入和迁移概率的影响
　　附图
　　说明：括号系模拟值相对于第一行初始水平变化的百分比，负值表示下降。
　　（四）收入差距来源的分解
　　表4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差距及其来源的分解。结果表明，按照模型的估计，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的几何平均值分别为207元、104元和154元、77元。男性和女性的城乡收入的比率均为1.99。然而，当我们除去样本选择性偏差之后，男性的城乡相对收入为1.78，而女性为2.02，也就是说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男性大。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在迁移率方面差别不大——因为女性乡城迁移的回报率高于男性，所以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强的迁移动机。
　　如前所述，收入差距可以有三个来源，从这三个来源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很明显。对于男性来说，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个人特征上的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39.3%)高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别的贡献(27.6%)。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如文化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低素质的男性劳动力在城市中只能从事低层次、低报酬的体力劳动，其收入只是略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但如果他具备一定的素质，他就可望获得较高的收入。对于女性劳动力来说，其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的工资差别(65.2%)决定，她们的个人素质对收入差异

的影响相对较小(22.1%)。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普通的女性劳动力，只要迁移到城市，她就有可能获得远高于农村收入的报酬，而她们的个人素质对她们在城市的收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妇女在农村以从事家务劳动为主，其货币化的收入很低；而在城市则正好相反，妇女一般都会从事一些有报酬的工作，因而其城市收入会远高于农村收入。另一方面，妇女在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多的选择，她们的收入水平对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如年龄、文化程度）的依赖较低。
　　　　表4　收入差距来源的分解
　　附图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分析迁移概率和收入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我们的结果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概率越强。这个结果说明，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城乡人口迁移将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的农村（或者说农业）相对收入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国政府也就不可能完全放松对乡城迁移的控制。
　　通过模拟收入差距和迁移概率对城乡收入变化的反映，我们发现，女性的城乡相对收入对农村收入的上升的反映要远远弱于男性，但对城市收入的下降的反映则要强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迁移概率对城市工资的下降的反映大致相同；但对于农村工资的上升，男性迁移概率的反映则大大强于女性。总体上来说，农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抑制男性劳动力的迁移倾向；反之，城市工资水平的下降则会显著降低女性迁移者的相对收入。
　　在修正了样本选择性偏差之后，女性劳动者的城乡收入差距要大于男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对于女性而言，其乡城迁移的收益更大。这个结果解释了中国妇女在乡城迁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男性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在素质上的差异；而在女性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别占主导地位。
　　此外，我们的结果还表明教育对非迁移者的收入的作用高于对迁移者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在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这个结果证实了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第2页)》